论林贤治的散文观及批评实践
作者：丁晓原
“真实”在文学理论中有时被表述得很模糊,因而也就显得有些不真实了｡当然这与真实指向的多意性和复杂性是有关的｡真实既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包括价值层面的和操作层面上的,也有一个文类差异性的问题,在小说中谈论真实性与在报告文学中讨论这个问题,必然是不一样的｡在林贤治散文观的框架里,真实被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他以为:“写作,诚实是起点,思想代表深度｡对于非虚构的文体来说,散文是比小说更讲究真实的｡” ⑥“如果要把写作同时代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散文更多的是表现社会制度的细部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是对世界的最实际的描写,最质朴的叙述,最由衷的咏叹｡真正的散文是不带面具的｡”⑦散文是一种纪实性的文体,对其真实性的某种总体的规定,各家都是认同的｡在林贤治这里,真实已不是关于概念的玄虚辩说,而成为置于具体背景中深中肯綮的贴切之言｡在林贤治看来,真实在今天的散文言说中,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实践问题,散文成为一种行为艺术｡“真实是重要的,但要正视它和表现它并不容易,在今天来说将变得更加困难｡今天生活的最大危险是,随着资本､物质､市场的扩大与增殖,耽于幻想的未来,而放弃了对过去的错误､罪恶､缺陷,以及产生这一切的责任的追究｡”⑧具体说来今天的散文可能在三个方面缺乏真实或回避､遮蔽了真实｡其一,写作“个人化”的追求,忽视社会的现实存在｡“如果作家仅仅满足于告白自己,完全撇开所在的社会环境于不顾,那么,不管有意无意,说到底还是隐瞒｡”⑨基于此,林贤治对“小女人散文”一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本来让文学接近日常生活,以‘微小叙事’打破由来的‘假大空’现象,不无革命的意义;然而,作者都是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并没有能够在写作中践行‘大众主义’,反而以中产阶级的新贵自居｡在消费生活的叙述中,明显拒绝‘问题社会’,无所谓匮乏,富有而安逸,充满了一种贵妇人般的满足感｡他们以平庸､鄙俗､毫无品位为品味,矫情,炫耀,而沾沾自喜,就像一位西方诗人所形容的那样,‘似乎声音就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这种文字,其实在相当多的所谓‘专业作家’那里,也都作为‘地位性商品’而被大量制作｡”{10}这里林贤治给出了“地位性商品”一词,深有意味｡“地位”只属于少数人个人的｡作为记录他们(她们)个人私人生活风景的专题片“兜售”,这样的制作离社会的真实生活是很远的｡其二,满足于“上层”的主流真实,而忽视底层的“问题真实”｡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社会全面转型中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一般而言,这也是一个值得讴歌和应该讴歌的年代｡但这只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林贤治看到:“在90年代,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较之80年代有增无已｡社会问题,往往集中或被转嫁到广大底层｡”“可是,我们的作家距离底层甚远”,“在我们的散文那里留下了些什么呢?既没有相关的人物,情节和细节的描述,无论直接或间接,自然也没有正义感的种种表现,没有愤怒与痛苦,没有悲悯,愧疚,以及无奈的唏嘘”｡{12}其实,从局部的个别的角度来说,也有散文家是紧贴着地面在写作的,这些作家林贤治也注意到了“在大量平庸的､失态的文字中,还可以读到卢跃刚的报告文学,廖亦武的采访手记,刘亮程的乡土哲学｡或者形而下,或者形而上,但都一样真诚,真实,有着不满与不平”｡{13}但是从整体上看,对于底层状态书写的缺位是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问题｡底层可能蕴涵了生活更多的本真｡散文底层本真叙事的不足,使散文因生活质感和分量的不足,呈现出一种悬浮失重｡林贤治的观察和感受是敏锐的,提出的问题是真实而普遍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下意义｡其三,强化了外在形相的真实,而对于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真实有所淡化｡这是林贤治在对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作了冷思考所给出的一种判断｡“大家都来写作一种叫作‘散文’的东西｡小说家,艺术家,明星,大腕,果然都被出版商动员起来了,一时间热闹得很｡散文写作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要害是:一无个性,完全的群体化写作;二是虚幻性,由于追逐时尚写作,以市场的价值需求代替主体思考,遮蔽了自身处境的真实性｡”{14}应该说,主体自身的真实是散文真实层级中的高级层次｡如果缺失了这一点,那么散文的真实品格就会打折｡综上分析可知,林贤治的散文真实观包含了社会性真实､底层性真实和主体个性真实｡这种关于真实的细分,使他的真实观显得具体而清晰｡
“自由”､“真实”和“个性”构成了林贤治散文观的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各自分离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自由是散文的基本精神,真实是散文一种品格,而个性则是它的一种境界｡自由是散文写作的前提,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具有个性的散文;没有真实,个性就无从谈起;仅有一般层次上的真实,而没有个性的彰显,这样的散文也不会是好散文｡因此,林贤治,更关注散文是否具有鲜明的个性｡他将个性视为散文的重要特点:“要说特点,恐怕最简括的,还是回到个人性上面｡首先,在内容方面,散文更重个人经验和内心体验｡生活,劳作,读书,旅行,都是关于个人或者由个人参与的｡即使作为旁观者,看重的也是个人的眼光;因此在形式上,也就十分注重所谓‘个人笔调’｡”{15}林贤治在这里所表达的散文个性(个人性),主要是指经由个人经验､体验,个人思考和个人方式等呈现出的“异质性”｡这里的个人并不意味着对于私人化写作的求取,而是强调散文作家在其写作中应该渗透自己独特的精神气息,凸现具有自身特点的表达语式｡这样散文在表现有意味的对象的同时,也为作家自己雕塑了可以触摸的精神形象｡
三
在散文的系统内,林贤治更引人注目的也许不是他的散文观念,而是他的散文批评方式｡林贤治本身具有他所说的自由､真实和个性突兀的人格特征｡主体的这种人格特征明显地影响了他的批评实践｡林贤治这人是散文化的人,他的散文批评文字就风致而言也是散文的｡林贤治是一个典型的率性散文批评家,面对他的批评对象,他怀具自由的心志,心有所想,形诸笔端,全无遮拦,因而显得特别的真实,是一个典型的率性散文批评家｡作为一个率性散文批评者,具有一种只基于内心感受,不顾及“面子”的实话实说的批评勇气｡这在相对“甜蜜化”的批评环境中,显得难能可贵｡在他的《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等著述中,论评到的当代散文家很多,其中有些是通常被我们指称为名家的,如余秋雨､贾平凹､王蒙､张中行等｡面对这样的散文家,林贤治,不取仰视的姿势,而只作平视甚至是俯视的评说｡惟实地说来,林贤治的“俯视”研究,可能会与一些“仰视”研究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分的主观化的缺陷,批评的片面是必然的｡对散文家余秋雨的评价,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但以我之见,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余秋雨,在其时特定的背景中是具有某种价值的｡尽管可能不是像孙绍振所说的那样高拔:“余秋雨散文出现之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16}但余秋雨的确是以迥然异于此前散文的面目和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对当时的散文气象有一种冲击的力量｡余秋雨后来的自我复制和蜕化,是另外的问题｡而林贤治却以为《文化苦旅》“以合乎规范的文字讲说史事,且不乏陈腐的说教,应当没有什么魅力可言”,{17}“作为历史知识的大众普及读本,余秋雨的散文,思想是腐朽的,情调是没落的,风格是远不成熟的”｡{18}这样的断语没有建立在对于文本作细析精研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将研究对象置于文体史演进的图谱中定位把握,缺乏必要的严谨论证,因此,说服力见弱｡林贤治之所以基本否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我看来这与他操持的散文观念有关｡他所希望的散文要更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存在,关注现时底层的状态,并能做出具有思想穿透力量的解析｡林贤治认定“余秋雨散文中的所有材料及其黏合剂,其实都是从死人那里借来的,是以一种呆板的书面语言,程式化的结构,对古代知识分子轶事的拼凑和复制”,{19}这样,在他这里当然不会有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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