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论林贤治的散文观及批评实践

作者：丁晓原

　　但这只是林贤治率性批评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时候,林贤治对于对象的批评是准确的,他往往能锐敏地发现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对象的特质,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林贤治的这种本领得之于他能忠实于阅读作家作品所获得的本初感觉｡感觉在林贤治的评论中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会像一些批评家那样,考虑种种人为的因素,对真实的“第一感觉”作某种“自我意识形态化”的改写｡这是林贤治之为林贤治的根本所在｡批评发生的基础是感觉和感悟｡感觉有时体现为批评者对于批评对象的一种整体把握能力｡比如林贤治指说贾平凹,着眼的就是整体的定位:“贾平凹远离庙堂而亲近山林,却沾带了现代都市的气息｡作为农裔作家,已然失去原先的同情和淳朴,愈到了后来愈是如此,整个地名士化了｡”这样的文字很简约,但我以为很得对象的大体,且言人之未言,远胜于一堆絮叨而不能涉及根本的冗长之论｡有时林贤治对散文家的批评则是从小处洞悉其大的｡林贤治对于张中行总体是作肯定的评价的:“他的著作,非官方,非正统,非权威,非形而上,即使他在讲说老庄玄佛,到底还是关乎人的生命和智慧,回到他的大题目那里去:为人生｡”{20}但林贤治从张中行养螳螂这一小的细节里放大出“小民知识分子”一段论议,由张中行一类的写作打量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思考的背景是宏阔的｡“俄国知识分子常常为真理献身,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不是求真的,而是求美的,自赏的,带有私人消费性质｡如果说俄国知识分子富于公民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则只有‘臣仆意识’､‘小民意识’,根本不存在那种对抗权力者和上层社会的立场,在缺少公共空间的情况下,若有牢骚,只能街谈巷议,指桑骂槐,甚至腹诽｡张中行的小民意识,主要表现为安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本然状态｡他的养螳螂,在时下中国作家兴养宠物的风气中,应当算是最平民化的例子了｡当他述及本事时,笔端确乎流露着对螳螂的无限怜爱,但结末忽然一下子滑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里去了｡他希望有一个小园,以女主人的慧心安顿,令螳螂从此乐不思蜀｡这等美艳的幻想,实在是只有国产的‘小民知识分子’才可以有的｡”{21}这里我们且不说林贤治的联想生发是否可以成立,但这样的思路设置究竟是忠实于他的散文观念和对研究对象的判断的｡林贤治的散文观是入世的,是带刺的,他对闲适似乎兴趣不大:“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家和读者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正统的文学观念,就是:所谓散文,是用于叙事和抒情的具有适度篇幅结构的温和的文体｡”{22}很显然,林贤治对于作为“温和”的散文是不看重的｡
　　林贤治是喜欢思想的,思想有一种刚性的质感｡但是在散文批评的文本中,他似乎不习惯于思想表达的那种逻辑演绎的学院派做法｡他主要将感觉凸现了出来,有时给出的是一种富有意味､趣味的直觉｡他在比较苇岸､王小波和张承志调动所有相关的感觉或直觉:“苇岸并不像王小波那般‘有趣’,无宁说是清苦;但也不能说是枯燥乏味的,他的心是一个宁谧的湖,文字有水样的柔润｡如果说‘有趣’是一群潜伏的水鸟,随时亮翅起飞;那么‘无趣’就是一丛芦苇,永远地守望湖岸｡‘有趣’与‘无趣’,在这里都一样的风光诱人｡王小波是科学的,苇岸是诗的｡王小波用大脑思索,分割一切,判断一切;苇岸则用心灵承载,拥抱一切,感悟一切｡苇岸也不同于张承志,虽然他们一样着重精神和信仰世界｡从精神的源头来说,张承志是东方的,苇岸是西方的｡张承志固守一个中心,苇岸没有中心,散漫然而整饬｡张承志是英雄崇拜,苇岸则是生命的本体论者,崇拜生命自身｡因此,苇岸会像安详的传教士一样宣扬博爱,人道主义,非暴力主义;张承志则如一名游侠,一意鼓吹抵抗和仇杀｡无疑地,他们都是信仰主义者,张承志是属于宗教的,苇岸则是伦理的,关注的是‘大地道德’｡在美学方面,两个人都为农业文明所培育,张承志是耐旱作物;而苇岸不免显得柔弱,渴望情感的滋润,所以始终凝望天际的雨云｡”{23}这就是率性的散文批评者的文字｡他所构建的是基于“印象”的以直觉判断为主的非系统存在｡在这里,“印象”式的判断琳琅满目｡“印象”或得之于阅读对象时所产生的灵感,或经由具体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只是把“三段论”式论证过程作了省略｡论者的判断有抽象的,也有以物事譬说的,文字背面论者留有很多的空白｡这种表达方式,营造了一个可能的容量增大的意义空间｡在集约化的比较中,将苇岸､王小波和张承志各自的特质和价值有限地呈现了出来｡不过这样的感觉批评的最后完成,是有赖于读者们足够的阅读经验的｡
　　(作者单位: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
　　
　　①南帆《文类与散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②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2000年第3期｡
　　③④⑦{13}{14}{17}{18}{19}{20}{21}{22}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⑤⑥⑧⑨{10}{11}{12}{16}林贤治《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15}孙绍振《为当代散文一辩》,《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