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林贤治的偏至与批判激情
作者：司马晓雯
三是林贤治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这是林贤治最为看重的问题｡林贤治在《午夜的幽光》一书中对知识分子的论断是这样的——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燃灯者｡只要他们不让手中的火把熄灭,人们就不会害怕黑暗｡⑨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林贤治心中,中国依然在漫漫长夜里走着,而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向的对象是人类,其工作就是要做全人类的燃灯者,发出一串苍白却显得强烈的幽光,投向黑暗深处｡林贤治把学者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认为是自由思想划分了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他认为学者最大的资本是拥有知识,是大量书籍尤其是经典和教条的嚼食者,是恪守“学术规范”,以“价值中立为最高准则的人,因而其著述基本上是来自书本的枯燥的排泄物”｡{10}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外,还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关心专业以外的广在社会,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价值,设法加以干预,批判,改造｡知识分子是无权者,一般不结盟,具有独立人格,从而形成舆论自由向权势叫板｡
因而在林贤治心中,首先,知识分子是具有浓厚的个性主义｡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只能单纯地只是一个人｡知识分子为自己负责,不能沦为权力的歌者——林贤治在批判中并不忌讳个人主义,他把个人主义认为是立场坚定的同义词｡其次,林贤治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精神｡他认为精神本身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没有任何体制､规范可以束缚它,是精神把知识分子同庸常的人们接连在一起,然后彼此分开｡再次是知识分子的抗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性,认为这与知识分子的职能有关,并不仅仅是某一种社会型态或历史阶段的需要｡只要启蒙是存在的,只要存在着自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所以能是并且应该是批判家｡
林贤治的知识分子态度让人想到了鲁迅｡鲁迅曾提出过“要在中国发出几声恶声来”､对于“伪士”要加以抨击,要反对自欺欺人的“做戏虚无党”和“体面的虚无党”｡在此,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不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直面惨淡的人生｡因而他高呼“真的猛士”､“凶猛的闯将”｡林贤治就是应着鲁迅先生的呼喊站出来的文人｡
四
林贤治习惯把研究对象按自己心中的知识分子标准上套,且他行文中观点尖锐,似乎总是力求不留余地对研究对象下结论｡这是对林贤治的批判偏至与批判激情的一个显性认识｡从深层次来说,笔者认为,林贤治的批判偏至与批判激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林贤治的出发地问题｡这在分析林贤治的出身和知识背景时已有所论述,在此作补充的是,林贤治是从五四时代的精神面貌､鲁迅精神以及俄国异端知识分子出发,并且以这些知识分子体现的反抗､革命､改造､个人主义､思想､精神等为判断准绳｡这是有失偏颇的｡如他对胡适的评价｡林贤治认为胡适的一生是从启蒙知识分子到一般学者再到廷臣,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胡适基本上与独裁专制的政治代表人物为伴,这是胡适对“五四”的背叛｡而在林贤治心中,“五四”精神沦亡的原因之一来自知识分子内部,而林贤治不止一次地说过,“鲁迅不是一个人而来,但是他是一个人留在那里”｡{11}林贤治认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以远离权力门槛为前提的”｡{12}由此,我们看到鲁迅成了评判胡适的标准,林贤治不能不说是一个“唯鲁派”｡林贤治判断知识分子的前提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以这样标准把别的知识分子粗野地分离出去,那在林贤治心中,知识分子真的只能是异端而已｡对于胡适,我们又怎么可苛求这么多呢?而实际上,胡适与鲁迅可以是中国现代文化研究里的相互映照的两个人｡
林贤治对其他文化大家的批判都是用“五四”的标准的｡如他在《文化遗民陈寅恪》一文,认为陈寅恪“局限在旧文化范围,与新文化格格不入”,“陈寅恪的气节,本质上是维护旧文化的”｡{13}被公认为中国最后一位文化大师的陈寅恪,因为其所研究的对象而成为林贤治批判的对象,这是让人惊讶的｡林贤治明显是把五四时代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处理态度,硬是套在陈寅恪身上｡这是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呢?另外,在对巴金先生的批评上,其论证也难以让人信服｡难道巴金不坚持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堕落吗?
二是林贤治的清道夫性格问题｡林贤治对中国的文人大都是持批判态度,这一方面与他长期把自己的思想流放在国外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坚持自由精神至上,以批判为己任,重视创造性和反抗意识｡因而以这种标准来看中国文人,会出现与我们文学史中的大多定义截然不同的看法,于是我们看林贤治的清道夫性格——对于不符合“标准”的文化人,要么干脆不提,要么严加抨击｡这在他对中国散文的研究上表现尤为突出｡
如林贤治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和《世纪末的狂欢》两篇长文中,对中国50年以来的散文流变和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进行梳理,不乏创见｡然而,他首先指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前提:我们的文艺体制和出版体制的改革尚未开始｡这是当代文学发展的“根”｡林贤治认为“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信赖超过所有文体”｡{14}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上文所说的林贤治式的评判标准立起来了｡林贤治在这两篇文章里其实是以自我的标准建构一段散文史｡而在这样的标准下,50年的散文发展无疑是让林贤治失望的｡林贤治认为,整个前30年是乏善可陈的,而世纪末的散文狂欢是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泛滥与平庸的表现｡林贤治对一系列名家作了批判:刘白羽､秦牧､杨朔的散文是“盲目乐观的宣传说教”､张中行的散文体现出严重的“小民意识”､杨绛只是“寻找安全感”､王蒙“最大的艺术是调和的艺术”､贾平凹已是不可能存在对抗的名士化了的专业作家､张承志有“深怀红卫兵情结”和强烈的“称霸意识和‘统一’思想”､余秋雨则是沉溺在“死文化”中表现出“恶俗的才子气”｡等等｡而林贤治肯定的散文家是:反体制的重社会和文明批判的邵燕祥､重视科学和理性的王小波､追求人道主义和“大地道德”的苇岸､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一平､追求人道主义且有强烈反抗意识的筱敏等等｡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否认林贤治的确说出中国散文存在的问题,但面对着日渐走向繁盛期的散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散文得以长足的发展,林贤治却依然是用“平庸”之类的词语来概况｡这让我们看到一个评论家对自己的立场性的顽强固守的同时,也看到了他清道夫式的性格｡林贤治自己也承认,他是有洁癖的｡其实林贤治鄙视学术界的眼光,在笔者看来,是带有某种学术霸权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