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摄影：游走在“泛偶像”年代
作者：付玉竹
己在内的这个被放逐于当代美国主流文化以外的、反文化、极端化的特殊青年群体。由于对于这个群体的不了解，这一群体一直是大众想像的对象，南·戈尔丁就是通过照相机记录着在身边所发生的和正在消逝的每一个情感瞬间，把它们重新带到了大众的视野中来。她拍摄的就是游离于正常生活以外，沉迷于性和毒品的颓废的青年的生活状况。在她的作品中表情神秘的异装者，亲密的同性爱者，面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由于毫无距离感的快照似的表现手法，呈现出的爱、恨交错及至真实私密的另一个乌托邦世界，冲击着每一个观看者的情感底线。因为她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所以她并不是用带有俯视的眼光，用一种疏离的视角去远距离的分析他们，或者把摄影作为道德标杆去评判谁是谁非，而是用摄影作为面对自己、面对生活的方式。对于她，看到的、触摸到的真实可能比诠释它们更重要。所以在她的作品中那种毫不掩饰的真实和情感宣泄使作品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于作品以外的文化质疑和社会思考可能并不是她所关心的。
4、反思：极端与反文化
无疑青年亚文化在继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反叛的精神内髓的过程中，开阔了当代青年的文化视野，也为青年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现象表达自我文化状态的文化视角。但不容忽视的是，青年亚文化中也滋生出了一种反文化的倾向。正如美国当代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扎克在《一种反主流文化的概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把我们所见的正在青年中产生的现象称为“反文化”，即一种与我们社会主流信念完全分离的文化似乎并不言过其实。而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因盲目而造成的极端化，例如性解放，吸毒，自杀等过激的表达方式。
青年作为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人生特殊阶段是充满冲突和不确定的。他们内在的反抗意识使反抗的对象模糊不清，使反抗本身变得盲目，更有甚者会走向拒绝一切的极端。这些极端化的举动带有明显地反文化倾向，反抗一切既定的文化和模式，成为他们强烈的表达方式，甚至不惜伤害自己和他人。图片中的影像真实，同时也很震撼，作为处于主流边缘状态的主流文化的异己者，这些青年内心或痛苦或激昂或强烈的情感却以一种冷漠或残酷甚至病态的方式表达出来，与“青年亚文化”中张扬个性、反叛压力的主旨越行越远，甚至成为一种异化的畸形状态，这是不得不值得反思的。
秉承着后现代主义精神的“青年亚文化”除了表现出可贵的个性和反叛精神以外，在引导了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潮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反面意识，如虚无主义和怀疑精神，它作为硬币的两面是不能分离的，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成为当代青年亚文化中流浪意识的渊源。对于世界观尚未形成的青年，过度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桎梏，同样也消解了青年的文化归属感，使一部分极端的青年走向了彻底的反文化之路，从而放弃了原则，无视规则，追求及时行乐的精神快感，助长了有害的价值规范地蔓延和“反道德”现象的滋生。作为摄影家、艺术家在放大特写这些青年中真实的镜头的同时从未停止图片背后对青年群体的关注和对青年亚文化的反思。我们应该不只满足于对于艺术语言，造型，美学关系的研究而已，更应该用我们的文化武器为这个时代，为青年引导和确定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责任。虽然摄影不能作为一剂良药，但当这些摄影家把这种文化形态用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数据的抽象形态。而是以一种具体而真实的图像推向公众的视野时，我们在震惊的同时，如果能抛开猎奇的目光，摘下有色眼镜，以人性作为出发点，走近他们、真正的关爱这一群体，也不失为一种柔软的策略。
摄影经过近一百七十年的发展与完善已经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立、自觉、成熟的艺术形式，它游走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带给我们对现实的冷静地观看和对人性的探究和思考。无论是在安塞尔·亚当斯F64光圈下所展现的雄伟壮丽的大自然风光，还是在卡蒂埃·布列松镜头下时空交错时所呈现的那一刻完美的决定性瞬间；无论是在赫尔穆特·牛顿镜头下古怪、张扬、个性的时尚摄影，还是在南·戈尔丁相机快门开启的瞬间所体味的真实的情感冲击，都是摄影在艺术的领域里表现着人类审美视界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寻找与探索人性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回归。无论镜头下所记录的影像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都反映着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和艺术体验。但是作为个体，同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艺术家是无法脱离其所生活的历史语境而绝对独立存在的，所以在摄影作品里所揭示的现实无一不反映了时代的某种文化形态或文化模式。摄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后现代的艺术景观里不能只是艺术家在伊甸园里的喃喃自语和孤芳自赏的游戏形式，它应该是艺术家最好的文化自觉的话语武器。因此，在“泛偶像时代”，当英雄倒塌，理想和信念在一部分青年中渐远渐轻。青年亚文化该向什么方向发展，青年又该何去何从，是具有现实意义并值得思考的，而这份责任不仅属于教育界，它应该属于整个社会，更是每一个艺术工作者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一份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