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论电视剧《闯关东》的叙事学特征及其文化吟咏功能
作者：杨状振
走关东路的采访过程中，编创人员行程7000公里，走遍了辽吉黑鲁四省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却只能查到很少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的创作素材都是来自闯关东老人的口耳相传和往事追忆。在这里，无论是《闯关东》的编创者，还是电视荧屏前的观众，都已经无法去真正触摸到那段虽然并不遥远却已经逝去的历史。但电视却为我们提供了“转喻式的人际接触”功能，如聆听中世纪“吟游诗人”的吟唱和家族耆老讲述自己亲历的族史一般，《闯关东》利用自己的影像特性在电视荧屏上将正在远逝的历史浓缩复现。随着剧情的渐次展开，主人公穿梭行走于关东大地的白山黑水和齐鲁文化的厚重绵延之中，展示着一个普通闯关东人家的苦难经历，也披露着众多闯关东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
在对“闯关东”史实的纵向梳理和横向拓展中，《闯关东》的主辅线叙事涵盖了清末日俄战争、民初两次直奉大战以及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也一展现了那个时代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和关东地区的民俗风情与地貌景观。作为全剧的灵魂人物，朱开山率领全家一闯山海关、二闯淘金沟、三闯开餐馆、四闯办煤矿，在跌宕起伏的命运演变中，“把家仇到国恨细细演绎，将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一一跨过”。在这些高度凝缩化的表现段落中，他们一家的游历过程和打拼经历承担起了对一个时代的“观察”与“吟咏”功能，描绘勾勒出一幅广阔的时代画卷。淘金、伐木、采矿、放排、走垛，山场、水场、金场、矿场、农场、山寨、军营，学戏、经商、练兵、剿匪、绑架、劫法场、街道巷战等，这些极富时代特色和民俗风情的地点与场景，都在全剧中随着叙事段落的逐步展开梯次性呈现出来。朱家一家人所经历的社会身份和职业演变，也几乎囊括了闯关东人群体谋生的所有可能，从伐木工、放排人、淘金者、军人、商人、农民，到教员、学徒、民间艺人、餐馆老板、家庭妇女等概莫能外。以鲜儿和朱家成员为延伸，《闯关东》剧中角色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界定还扩展到，包括了土匪、妓女、把头、乞丐、格格、官员、留学生、侵略者、民族资本家(如剧中的黄老先生)等在内的庞大序列，人是文化的产物，也是信息的载体，这些人物的出现和其身份的设定，就如同鲜儿“闯关东”路上与传文走失，一路结合山东吕剧学唱二人转一样，成为流动的民俗和活动的景观。
《闯关东》还大量采用了外景拍摄，在镜头的牵引下，不但将地域风情作为了构造剧情的有机载体，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表现出了剧作的吟咏功能：绵延十几里的关东大田、生相杂陈的道里长街、深邃辽阔的北方天野、神秘莫测的雪原密林、千帆竞发的海上走荒、浊浪险滩的激流放排、雪深齐腰的马帮货运、皮靴皮帽皮袄和在雪原上行走的爬犁等，无不延伸着人们的视线和感触神经。皑皑的雪山、茸茸的树挂、飞扬的雪花、散落的村屯、热闹的集镇、民国风格的朱家庭院和巨型圆顶的索菲亚教堂，关东大地上的风物景观和民俗风情，在这里不再是抽象浅淡的文字记录和浮泛的概念表达，而是演变成了真真切切意境各异的生活画卷。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民族史回望和文化巡礼，《闯关东》利用最先进的电视拍摄科技，却去模仿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最古老、最简单的文化“吟咏”功能。正如莎拉·孔兹洛夫在《叙事理论与电视》一文中所说，“我在此也要指出，电视的确具有‘游吟’意味，因为尽管电视有先进的科技，它却常模仿最古老、最简单的叙事方式。”在社会、文化及技术都快速变化发展的今天，“不变的”传统的呼唤依然值得我们去考虑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