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丰富”何以成为我们的“痛苦”
作者：李林荣
文学价值的单边主义和理论话语的“原教旨”修辞的基础免疫力的?
对此，一个至关重要的解释，来自当代散文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更见特殊的历史遭际和文化出身。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的来路，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这“四体并包”而成的总构架，虽然最初都无一遗漏地同样经历了贯穿整个上世纪40年代的“敌后根据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以及“新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和制度化的“三温暖”式洗礼，而得到了本质一律的品性。但一方面因为这个走向一律的过程，贯彻到四种体裁的节拍、步骤和力度，并不整齐划一，而是次第错落，轻重缓急互有差异，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实际承受这一过程各环节上的重组、塑型的外力作用时，不同体裁范围内作为典型个案的作家作品所得的待遇和出路，也有显著区别，所以，最终造成的结果，其实是因体裁而异。散文在这一过程中，不但一开始就被首选首发上场，而且它下场之后的正确去向和归宿，也最先被不容置疑地一语敲定。
后来被“十七年”文坛的理论权威欣喜地认定为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杨、刘、秦所苦心创制三种类型的模式化散文，生动且雄辩地证实：起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轴心时代，并且也兴盛和成熟于这一伟大时代，同时更重要的是全方位地承载起了这一时代的丰富文化信息的古老而壮硕的文体样式——散文，在跃入中国当代文学的轨道之际，发生了幅度何等惊人的皱缩、瘦身和矮化的变异。
三
对以上所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开局之后的其余段落的审视和勘查，将使我们进一步更清楚地感觉到，书写在一部字里行间总不免流露出一种轻浅的乐观情绪和一条笔直上扬的演进轨迹的中国当代散文史背面的，是一部接连不断、持续从散文的肌体上和魂魄中剥离活力、抽取生机、减除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历史。
这是比一曲欢快高昂的凯歌或婉转跌宕的咏叹调，更近于真实的中国当代散文史的一层实相，但是这实相就其本质而论，是植根在历史的一个偶然片断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中的，是特定时期特定阶层的特定诉求所支配的一场文化权力游戏的产物，而绝不像一些本身已经被这样的历史所异化和愚弄了的人所坚信的那样，是一种纯客观的、自然而必然的规律或者真理的体现。因为至少和当代散文同路伴行的小说和诗歌，就没有这种越走队伍越稀疏、越走体形越单薄的“客观发展”趋势。
与此相关，那种动辄被当作散文理论家的话语垫脚石的所谓散文乃我中华文学甚至世界文学众文体之母的“客观”史实陈述，也亟须搁置和冷藏。这一“客观”陈述，实质上只是一种从历时性视角出发的观照和叙述文学史的主观感受性修辞，而对于目前正蠕动在喜旧厌新、倒看历史的集体意识错乱中的散文来说，沉迷和盘桓于这种紧紧缠绕在历时性维度上的叙事圈套，无疑有盲人骑马、夜临深渊之险。或许这里值得再深究一步的是，即便我们不用通过高声强调渊源同样久远、逻辑同样严整而共时性意味更强的“文体更替”和“多体层累”之说，来刻意地平衡和冲淡那种极力标举“文体分蘖”和“万体同宗”之说的历时性文学史观，对于散文向来并且必将以蒲公英花球似的自然裂解和迎风飘散的方式履行自己历史使命的这类说法本身，我们也有理由从暂且默认其为“真”的起点上，予以追诘和质疑——自散文这株主干上瓜熟蒂落般地分化、脱落出去的那些文体，实际上的下落又究竟如何了呢?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这方面一个最可瞩目的显例就是“杂文”，伟岸、孤傲、自信如鲁迅者，也不得不反复因为执著于这类写作，而一再在与此相关的观念战中落到自做表白和申冤辩诬的难堪境地，但纵使有文化旗手如此这般的一番番苦苦陈情和细密论述，也未能改变“杂文”的“现代性”命运。以最乐观的眼光来看，最迟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它事实上也还是终于被逐出了文苑，挤兑进了在艺术含量和文学质地上都大打了折扣的文学正体和文学主流之外的所谓亚文类或边缘文体之列。直至现在，虽历经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倔强复兴，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网络化突围，“杂文”已在社会受众中赢得了一块宝贵的根据地，但在文坛，甚至就算在据说是它的母体的散文的话语圈和观念层中，“杂文”也仍停留在可有可无和常常没有的零余、冗赘地位。
如果说失落或者排斥了“杂文”的“散文”显得更“纯”了，那么这种“纯”只能被理解成从原本知、情、意三元健全的散文躯体中抽掉了知性的骨骼和筋脉的一种病残之“纯”。而就一贯被喜形于色的文学史修辞渲染成“蔚然独立”的“杂文”来讲，它的命运其实倒不如干脆说是一种假名于“独立”的结结实实的被弃和被黜。对这样一种贯通散文文体表里的双重病残之变，散文界又有什么理由欢欣鼓舞呢?设若这样一变，使得我们好些散文写作者和评论者得到了某种自感舒适、安稳的快慰，那么这只能从反面证明，我们身上已经有了一种由中国当代散文史的现实内化而来的卑怯、阴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四
惯以执行减法运算为能事的批评家，和痴醉于搬弄自以为崭新的辞藻的器皿，来盛纳陈腐的思想感情内容的散文家，两相配合，协力夹击，一边及时地实现了瞄准每一位胆敢全力推进散文创作的求新试验的先行者发动坚壁清野式的“原教旨”定点清洗战术，一边川流不息地向文坛推出现代高仿性质的中外经典散文的赝品，并用成群结队、强聒不舍的舆论鼓噪，声嘶力竭地从旁为这样的散文赝品流水席壮大声色。这种在新世纪开元以来的八年间愈演愈烈的散文专业大厦里的室内情景剧，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强化其戏剧性趣味的原材料，即使自啮同类也在所不惜。
曾几何时还荣享众星捧月、高踞华座的超级优待的以余氏领衔的“文化大散文”，在跨进新世纪前后的几年间，在同样这幢散文专业的广厦中，急转直下似地遭遇了始乱终弃一般的理论话语潮的侮弄。其直接效果，是散文又一次地从文体的精神荷载量上减了肥，代之而起作为替补品的，则是挤在似是而非的史料转述语句中忸怩作态的“述史”“讲古”散文。这类文思两面都貌似“最新”的类型散文，在写作者主体人格的艺术投射和精神呈现方面，实际上明显退步到了“秋雨”牌文化大散文的背后，很多这一类散文篇章所表露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观，都是极其简陋的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明与暗二元对立和双边斗法的模式，顶多再辅以一重以今为正、以古为负，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正，以专制、独裁、威权为负的所谓现代意识框架，而在对文学写作最为根本的情感倾向和审美评价上，这类散文则又往往在兜来绕去的史料演绎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坠到那种疏离于人性良知而亲近于现实功利的“成王败寇”的庸俗哲学的烂泥坑里。
相比于“文化大散文”所蒙受的这种冷处理，源于西部高地乡民出身的刘氏之手的“村庄散文”，进驻或者更准确地讲是被悦纳到文坛中心地带的时间，较余氏风格的“文化大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