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丰富”何以成为我们的“痛苦”
作者：李林荣
文”差不多整整晚了将近十年，但很可能正得利于此，它在新世纪文学的台面上所遇到的不是冷处理，而是看似与此相反的热追、热捧和疯狂效仿。这种热浪和狂潮，不由分说地催化和加速了原本有望更沉静、更有活力地存留一个较长时段的散文文体样式转向衰败的进程。在“村庄散文”的发端之作隆重亮相之后不过几年的时间里，一片真实的树苗在真实的村庄地垄上还都来不及长成一片密林，散文世界里一个个被形容得无比荒僻、无比幽静的小村庄里，却已挤满了身心仪容和言谈格调都比照着刘亮程的模样精心扮酷，但却不见怎么干农活、只知一味铺排辞藻、絮絮叨叨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一度清新、旷远、深沉、苍凉的在刘氏笔下被发现、被开辟出来的那么独异、新颖和神完气足的散文艺术的乡村空间，转瞬之间就倾覆在一队接一队面目庄严但态度无比恣肆的大批戏仿者的稠密足迹之下。
然而，新世纪散文流变的册页里色调最悲壮也最冷酷的一篇，也许还得说是在跟“文化大散文”和“村庄散文”等团队形态的散文创作和言论群落拉开很大距离，孤身前行在我们固有的散文理念视野尽头的张锐锋散文那里。若是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道路，可以被看成一种张扬宏阔时空和普适准则的“大叙事”散文，相应地，刘亮程的“村庄散文”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凝视有限时空和个人经验的“小叙事”散文。而张锐锋巨轴画卷式的“新散文”，则是一种器度宏大而笔触细小的、大写的小叙事散文。余氏散文凭借脚踏千山万水、神游古今中外的运思范围和遣词口吻之廓大，刘氏散文凭借安然澹定守望一方家园水土和屏息聆听内心律动的灵魂感触和取譬设喻之小巧，而在专攻一个极致的意义上，取得了压倒传统散文笔法的某一局部优势。与此不同，张氏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上都施行的是决绝的反传统之道。
当第一轮暗暗称奇的理性认同和依样画葫芦式的摹写热流，从文坛一角的部分“70后”散文作者那里悄然淌过之后，交相竞起的各路自动捍卫散文界全套成规陋习的理论精英，开始对实际上只有主将一人在场的“新散文”，进行或明或暗、不依不饶的冷枪和碎石子并用的压制和狙击。感受到东施效颦之苦的尾随张氏之后的“新散文”兵卒，这时也偷偷变换了立场，把自己受限于个人才能而无法顺利克服的写作的难度和挑战性，转嫁为这种散文创作体例本身的缺陷，甚至还反过来为此归咎和指责苦心孤诣地锤炼出这种散文创作体例的张氏本人。
在文学这一理应成为社会公共场域的空间里，谁也没有资格挥舞起刻板的道德伦理戒尺，来申斥一种现象是多么地不公不义，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越是看上去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表面现象，越是有盘根错节的“存在即合理”的现实和历史双重事理逻辑，从社会文化深层的极幽暗处给以强劲支撑。我们确实找不到多少必然的理由，来要求我们眼前的散文一定得完成哪怕至少一次的背离其历史惯性和现实格局的自我克服和自我反对式的质的嬗变。
既如此，在这个旨在探究新世纪散文创作和理论态势的历史与现实逻辑背景的专题讨论中，出现在结尾处的一句话，大概就再没有比一个悬疑的问句来得更合适：
在新世纪文学未来的路途上，我们还将会带着现在这种容许小说多元并行、容许诗歌狂飙突进，却绝不容许散文显现出丝毫实质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前卫性的扭曲心态，往前走多久，这样又到底能够往前走多久?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