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关于当前国产电影生态环境的担忧与思考

作者:贾 宏

者意识”、“艺术原则”以及艺术尊严,失去了艺术表达的道德底线。其原因就是自己心灵里的艺术净土被“物”化和艺术精神被金钱的欲望给污染了。其代价就是对自己商业良心、艺术品格与个性的背叛,远离了观众对自己的尊重。张艺谋再以这样的作品发展下去,迟早会葬送掉自己的艺术生命。其次就是现实客观的原因,比如政策导向、市场开拓、经营机制、商业回报等等诸多因素,都是这个时代电影创作者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但要解决好电影由于上面提到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原因带来的电影艺术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在哲学思维的层面考虑电影艺术作品,包括“高概念”、中等和小制造等不同类别电影的商业属性与美学属性之间的关系,更形象地讲,在电影市场化的语境中,如何处理好电影艺术中“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度”问题。
  电影艺术,抑或是电视、戏剧、文学等其他艺术样式的创作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人类自由的表征”,是“一种包涵自由愉悦的思考”,是“审美意义上对人生意蕴的整体性开发”。按黑格尔对艺术理想的本质理解,就在于把外在形象“与灵魂的内在生活结合为一种自由和谐的整体”。因此,艺术创造虽然靠的是一种神奇的虚设,但它触及到了“人们的两重共性:一是所刻画的对象在人们中的共性,二是欣赏者内心的某种共性。这两种共性,来自于人类的共同生态”。
  要实现人们的这两重共性,首先,有一个对艺术家艺术眼光要求的问题。艺术眼光,是“一种在关注人类生态的大前提下不在乎各种权力结构,不在乎各种行业规程,不在乎各种流行是非,也不在乎各种学术逻辑,只敏感于具体生命状态,并为这种生命状态寻找直觉形式的视角”。有了这种以生命状态和人类生态为艺术眼光来创造的艺术作品,在立意的精神层次、创作的美学意向方面一定是高尚的。当然要说明的是立意的精神层次,就要用苛刻的艺术眼光摆脱种种实用层次的吸引力。这样作品自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在这样作品中“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就电影艺术的创作主体而言,如何利用电影时空语言特质去实现人类情感的传递和交流不仅是艺术审美需求,也是自身的人格体现。按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和苏珊·朗格的“艺术是情感的形”、“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的要求和逻辑推理,作为一种视听艺术的电影,艺术家首先要把电影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影片呈现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有机性就是“生命形式的重要特征”。从电影艺术技术手段来讲,审美的实现是通过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快感来完成的。快感是观众完成视听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生理和心理反应和需要。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理应给受众以快感,并通过快感达于心灵,令观众在愉悦的基础上进而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因而由快感而产生美感,由“养眼”而进入“养心”的境界。人心也便获得了一种因审美而致的和谐之美。其次是欣赏者内心的共性在于艺术创作者如何提供给欣赏者自由和愉快而富有艺术哲理性的契约。这种契约在电影创作中,就是商业性、娱乐性与艺术性、“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辩证统一。因为,在现代电影产业环境中,电影艺术是要依赖电影的商业性而存在和发展的,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反之,要实现电影的商业目的也是要依赖电影的艺术性而存在和发展的。不妨以好莱坞的电影大师斯皮尔伯格、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阿尔莫多瓦、以及法国的吕克·贝松为例,看看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两重共性的。虽然他们的电影也很商业,但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你会发现他们为自己的艺术感觉、为自己的人性关怀、为自己的艺术家身份所保留的那份尊严。对作品的艺术创造也是努力营造一种假定的历史感,一种统一的逼真性,一种合乎逻辑的奇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电影也是需要美学品格的。但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赤裸裸地表现媚俗的影片,尽一切媚俗方式换取数亿计的票房,不仅是对道德破坏和精神伤害,也是对电影艺术的“风化”。
  的确,当下对艺术作品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正处于一个被量化的过程中,一切以数字说话。正是这种逐渐被量化的、以票房收入的多少判断电影作品质量的优劣、地位的卑微与高贵的所谓标准,势必也决定着创作人员的审美创作能力和美学品位呢?假如真正地按照这样一种经济哲学的运作方式,对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判定和决定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而不是这部艺术作品的美学品格和历史品格,势必最终伤害的是艺术创作的本身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简单地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是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那么崇尚媚俗进而创作媚俗作品其危害是潜在而严重的。如果把这种媚俗现象作为一种规则,极端而简单地把艺术从属于经济、附属于市场,让视觉“快感”满足“观赏性、娱乐性、商业性”而走上前台,让艺术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即“美感”退到次席或退出“舞台”,让单纯的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话,那将造成文艺产品媚俗化的泛滥,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滑坡、精神缺失,那将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历史上有两种文化可以消解一个民族精神,一种文化就是专制文化,或者说是“本质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专制文化和本质主义。比如“文革”期间处于支配地位的“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就是特定阶级和权力集团把自己对文艺的理解强加给其他社会成员的典型例子。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电影只有三“大”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另一种文化就是所谓的“娱乐文化”,就是“一味地搞笑、媚俗、搞得一个民族只知道笑不知道为什么笑”,用庸俗的方式削减掉一个民族最宝贵的传统和最优秀的伦理观念,使得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在“媚俗鸦片”的毒害下,进入病态。到了最后也就造成了这个民族精神的解体。鲁迅先生曾对中华民族精神状态的衰败,一针见血地进行过剖析和批判,“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因此,《满城尽带黄金甲》表现出的电影生态现象是令人担忧的。担忧它会变成一种习惯,把“麻”、“绚”、“奇”这些媚俗的东西作为电影的表现主体,致使观众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包括鉴赏能力都会在这种习惯性接受中慢慢被麻醉,而不自知。
  英国视觉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上个世纪初提出了一个命题:“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认为,绘画中的线条和色彩组合能唤起审美感情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尽管贝尔的美学命题是对绘画语言而言的,但对于视觉艺术的电影也是适用的。在贝尔的这个命题中,首先涉及的就是审美感情。“一切审美方式的起点必须是对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唤起这种感情的物品,我们称之为艺术品。”种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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