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柔软而温暖”的底层叙事
作者：李志孝
城市”，然而他笔下的刘高兴却不是这样的。在他的身上读者分明感到一个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甚至带着某种诗意的性格特征。而这正是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底层写作”中所最为缺乏的东西。试想，如果我们的文学不能给读者提供一种精神的力量、心灵的慰藉。所看到的只是底层人民的血泪和苦难，他们已没有了生存之外的向往，对这个社会也没有了任何希望，人与人之间没有起码的温暖与关怀，我们的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当然控诉现实中的某些黑暗与不平，“将弱势群体的生存苦难展示出来，传达他们内心的无望和无助，以引起社会疗救者的注意，这同样也是一个作家的历史担当”。但如果只是一味地以控诉为目的，我们还需要文学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刘高兴的形象是一个突破。既改变了《秦腔》中那种对视文明的姿态，也改变了众多“底层叙事”一味呈现苦难而缺乏宽厚、悲悯以及诗意追求的倾向。
当然，《高兴》并非没有对苦难的展现，作为对底层社会的描写，它对苦难的展现甚至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比如拾破烂人工作的辛劳，他们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比如农村少女孟夷纯的被迫卖身，以至五富的惨死等等。然而这一切又在对主人公乐观、开朗的性格的描写中，在对他生活追求的描写中被有意地淡化了，或者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稀释。
首先，刘高兴不是以一个纯粹外来者的身份、心理来看待自己、对视城市的，他力图要把自己融入这个城市，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所以他并不仇恨城市，面对城市生活中的不堪，他也能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即便是遭遇痛苦，他也能化解痛苦，使自己活得高兴。他进城之后就改了自己的名字，由刘哈娃改成了刘高兴。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烦恼，可你心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而且当他的同伴咒骂城市的时候，他还能如此开导：“不自在慢慢就自在了，城里给了咱钱，城里就是咱的城，要爱哩。”还有：“咱既然来了西安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像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很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也许有人会问，这是一个进城拾破烂的农民的心理吗?然而当一个有着一定文化知识的进城农民有了一种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并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明人的时候，这种心态也便不难理解了。他不想在对城市的仇恨中使自己痛苦。因为那于事无补，受伤害的还是自己。你越是仇恨城市，这个城市也越成了你的对立面，你也就越难在这里生活下去。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进城拾破烂的农民，却不能容忍同伴出于情绪的发泄而做出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而是在进行着不断的纠正。
当然刘高兴也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并非一味地迁就城市里的人和事。他有自己的尊严，一旦有人蔑视或践踏他的尊严，他会以自己的方式去维护。例如当一个乞丐因为他是拾破烂的而施舍似地给了他一元钱的时候，他便感到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将一元钱摔在地上。当他在收破烂的过程中遇到锱铢必较、小市民气特重的主顾时，便绝然掉头而去，哪怕失掉这笔生意也在所不惜。再比如当他出于好心主动帮一个老人往楼上搬东西，而老人却说我不愿欠你人情硬要给他两元钱的时候，他却拂袖而去。他需要钱，但钱不是他的唯一目的。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人格的污辱，也不能容忍别人对他善心的拒绝。
刘高兴还有一种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曾有两次他对同伴发了大火，一次是黄八捣掉了树上的鸟巢想当柴烧，结果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哪儿寻不来烧饭的柴火你却戳鸟巢!鸟儿没有巢往哪儿住，让你夜里也睡到马路上挺尸去?!”直到看着黄八爬上树重新将鸟巢安好。一次是五富将一只螳螂逗弄完了又撕下来一只腿，使刘高兴勃然大怒，扬手就扇了他一个耳光：“把你的腿撕下来你疼不疼?吱?!”贾平凹的创作中，早就有一种对自然、生命的敬畏的关爱，在作家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在，作家将这种情怀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这人物因之也有了一种理性的闪光。存慈悲心的人，能以已度人甚至以已度物的人，他的心里必然装着比一般人丰富得多的情感。
刘高兴也能将自己的一腔真情倾注到他人身上，并因此而赢得他人的真情回报。比如对与他一同离乡进城的五富，他时时在关照着他，尽管有时也对他发火，但都是出于爱护，或恨铁不成钢。为了照顾五富，他甚至放弃去公司上班的机会。当五富突发脑溢血死去之后。为了完成他给五富的承诺，满足他死了也要回清风镇埋在父母坟旁的愿望，竟不惜冒险背他的尸体回乡。还有对那个妓女孟夷纯，当他了解了她哥哥被人杀死，父亲因此而大病一场后也死去，而凶手却逃跑在外无法归案，公安局却因为经费困难让她掏钱，她被逼无奈只有卖身挣钱，希望能尽快为哥哥报仇的时候，刘高兴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挣得的钱陆续送给她，希望她的愿望能早日实现。他明白孟夷纯是被生活所迫，“是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件令人感慨万千的事情”。他不仅将自己的劳动所得送给她，也将他的一腔真情给予她。在他的心中，孟夷纯就如“锁骨菩萨”一样，是为慈悲普度众生，专门从事佛妓的凡世之职的。当孟夷纯在专项治理中被抓之后，他又心急如焚想把她赎出来。多少让人感叹的行为中体现的却是人物身上人性的闪光。不仅刘高兴，就是他的那些同伴，五富、黄八、杏胡夫妇，也在知道了孟夷纯的遭遇后慷慨地从他们的收入中每人每天拿出两元钱让刘高兴转给她。底层人们这种对同病苦者的悲悯、同情以及关爱，使我们感到人间的温情。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宽厚、悲悯、温暖的人性，是最能打动人的，它能给人心灵的震撼。威廉，福克纳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高兴》是一部值得我们关注的作品，他笔下的这些破烂人，尤其是主人公刘高兴，确实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而不是像众多的“底层写作”那样一味迷恋于苦难的展现，使人只有无奈和绝望。
三
从现代文学开始，“进城”就是在土地上难以为生的农民一个必然的选择，然而进城以后的农民有多少是喜剧性的结局呢?老舍的名著《骆驼样子》就写了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但样子这个难以摆脱农民意识的劳动者，其最终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城市毁了他。沈从文的创作更是在一种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中，揭露了城市的虚伪、堕落和异化，凸显了乡村的美好、和谐与人性。在“十七年”文学中，对乡土中国的歌颂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主题。甚至在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之作《人生》里，具有知识者身份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也仍然以回归乡土为终结，那里才是他精神的拯救之所。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从那些表现乡土生活的作品里面，却再也难以看到乡土的诗意了，乡村文化已然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