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们文学中的恶欲
作者：徐肖楠
但这并非是必然的和正当的，不论从历史与人性的深入描写看，还是从审美立场的变化看，丑恶写作都是一种应该被强制克服的变态审美感觉和生活风格。实际上，丑恶的存在不能为任何一种恶欲的释放（如强奸、暴力、贪婪、占有、伤害、歹毒等）寻找到张扬或者开罪的理由，正是恶欲的放肆外化带来了历史和人性的恶果，由此可能繁衍为普遍的生活之恶，而一些文学作品正在引导这样的生活之恶走向现实。
因此，我们面临的更严重问题是：恶欲这一问题的难度和疑惑性以至有害性并不在于恶欲本身，而在于恶欲在市场中国的现实和文学中已经产生的诱惑，在于现实与文学同时可能对恶欲有一种欢欣鼓舞的感受，在于我们对美与善的感受的淡漠或丧失。文学的真实与独特并不在于单方面敞开生活的丑恶卑劣，而激烈无忌地展示丑也并不就是更深刻地颂扬美，如果不表达对丑恶的摒弃和抑制，甚至把丑恶与人本性等同而张扬，那就已经丧失了对丑恶的真实感觉。
正是对市场中国生存真实的荒诞不经与历史生存习性合谋以及连带而来的审美错误，促生了一些文学以传统丑陋为美好、以习性之恶为人性的描写，比如刘庆邦的《神木》和《黑庄稼》、毕飞宇的《玉米》、孙蕙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都有一些钟情于强奸、暴力、贪婪、占有、伤害等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些作品把乡村人心推入到传统恶欲横生、劣根性四起的情景，乡村里人与人之间流传着阴谋暗算，恶欲与恶行的蔓延被当作生存习性的必然。
这种被放大的文学形象，像市场中国一样，是让中国人自豪而又沮丧的形象：它脱胎于传统中国文化，换骨于市场化时代，又拔萝卜带泥地连带着陈旧的生存意识，然而却避开了对古老纯朴的依恋，也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对现代灵魂和人性精神的关注，畅快地扑进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时尚生活方式，甚至认贼作父地迎向生活之恶。这样的文学之所以对其自身中不断生长的生活之恶混沌不觉，不但因为恶欲的时尚表现似乎有强大的时代诱因，也因为获得了广泛的传统习性与陈旧的生活风格的支持。
作为现代生命和文学写作的栖息场，市场中国的生命和写作疑惑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劣根以至习性之恶。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和习性不但依然延续着，而且被新的生存条件激发起来，现代生命方式虽然显露出强大的诱惑力，但以市场化假面遮掩的陈旧的生存习性也同时爆发出来。面对依然顽强存在的陈旧生命方式，市场化解放出来的现代写作方式迅速与之结合而妖魔化，轻易就把它们收纳转化为自己在市场化时代写作的核心意识。
实际上，在市场中国，陈旧的生活习性并不能自由地与现代生命意向相和谐，而是由此迅速滋生着新形式的利益焦虑、获取恐慌和欲望压力。上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解放，在上世纪90年代演变蜕化为物欲与原欲的解放，而这些物欲与原欲伴随着中国文化和历史自身的一些秉性，这进一步引发了恶欲的释放，人们从利益争夺走向因利益得失而孕育憎恨，不论现实还是文学，都可能借民间和底层的名目、借现代社会和生命自由的名义释放一些本性的生活之恶，因为这具有最贴近传统也同时最贴近现实的优势。
所以，与市场中国发生的现实可能相应和，出现了大量远离崇高和神圣而进入民间鄙俗和平庸生活的作品。文学描绘出一些时代生活图景，在这些图景中，灵魂的画面和人性的情思常常隐退到现实影像的遥远背面，而更加接近我们、更被清晰描述、更为详尽把握的，是历史中、现实中的贪婪争夺和狂欢快乐，并且，这种影像越来越加剧地接近于丑恶。
进一步说，市场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以现实主义和文学真实为名，在应和现实与制造现实的同时，不但迎合恶欲，而且制造人性之恶和生活之恶，这些被制造的恶反过来又加强了生活之恶，给生活之恶寻找到了楷模和理由。于是，在市场中国的文学所描写的权力争斗、婚恋战争、阶层对峙之间，人性光芒日益减弱、灵魂本性日益遮蔽、理想生活日益衰落。文学依附了、也制造了人性溃败和灵魂毁坏的现实，而人性溃败和灵魂毁坏造成了生命之恶。
描写丑恶的作品一方面迎合并制造着市场效应，另一方面迎合着一些读者释放丑恶本性和现实压抑的心理：有些人为获取利益而放弃良心、为利己而制造丑恶，但同时需要为自己去开脱、去找到安慰，使自己不因为羞耻感而放弃对他人的伤害、对人性的戕害，而市场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给了他们一片荫蔽之地，引发、启动并利用了他们品性中最坏的一面。
因此，我们现在意识到的恶欲张扬，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中国的文学的推波助澜。因为现实中的恶行反而要遮着挡着，那些有恶欲恶行的人在伤害侵夺了别人之后还要显得有德行，在占有物质后还要占有精神，但在文学中他们却可以肆意放纵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丑恶写作中的人物与网络上的恶人一样不显山不露水，那就可以安全地表达自己的丑恶以至罪恶意识。从这样的意义上看，更深入地腐蚀市场中国生活风格的，有时并不是具体的生活之恶，而是市场中国的文学中的恶欲表现，丑恶写作中的恶欲恶行以至恶的形象，比实际具体的生活之恶更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为它们可能正在制造精神之恶。
三
恶欲并非是自动在文学中滋生的，它被某种作家的自我意识所推动。进入一种生活或者反抗一种生活以及描写一种生活，不是出于现实的原因就是出于心灵和精神的原因：作家总有一个面对生活之恶的态度和他为什么这样写作的原因。这使文学家既置身于现实，又不同于普通的人群，他必须找出生活的心灵原因，必须具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能面对生活之恶去写作。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镌刻着：认识你自己。文学并非仅仅是认识现实或者他人生活的，文学也必须不断认识审美本身或者作家自己的生活。对于市场中国的现实与文学中的恶欲，假如我们不思考、不认识，写作的自我表现就会常常欺骗我们：写作所兴奋的和欣然的未必都是真实而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写作的意识也常常会欺骗我们：黑白颠倒、正邪不分、真假不辨，恶欲可能由此在文学写作中滋生蔓延。
比如，盛可以的《心藏小恶》中的主人公对于自己得不到的女人，放了她家烟土的水以图快感；对于横刀夺爱、仕途得意的兄长，则任由其自养的牛穿透他的身体。小说在煽动性的恣肆语言中，让阴暗心理驱使下的险恶如调侃般出入其间。肖克凡的《毒药》讲述小妾偷情、奸夫嫁祸、富商杀人，故事的语言、节奏和结构都非常的精致，可就是这种精致却淡化了小说对人性恶欲的警惕与揭露。这两篇小说都在一种轻松的叙事中娓娓道来生活中的一些恶行，恶行叙述完，故事就结束了，仿佛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调笑谈资，把玩着一件很有意思的传说轶事。
文学作品对生活中丑恶的描写应该有一种精神导向，不能因丑恶的真实存在，就以真实为名而大肆张扬甚至夸示丑恶的力量，从而把现实导向更加丑恶的意识。市场中国的文学应该保持对人性和生命的敬畏，不能将恶欲以敬畏人性和生命的理由加以赏玩和张扬，使其变成某种生活之恶的表现。虽然文学无法彻底清除人性溃败，但文学不能无视和助长这种溃败，因为这种溃败助长了生活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