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们文学中的恶欲
作者：徐肖楠
丑恶是一个公共的写作命题，并非是一个私人的话题。在进入这个命题时，作家动用的不仅是个人资料，而且在享用或动用具有公共性、整体性、人类性的诗学原则，他并非仅仅靠个人诗学遐想来完成这个文学命题，况且也不可能形成纯粹属于他个人的诗学原则，因此，所谓丑恶写作被看作个人化的重要表现时，其实是个人在具体地运用非个人化的写作材料。
一方面，对市场中国种种欲望化、丑恶化、利益化、庸俗化情景的适应，可能是让自己心灵麻木或获得实际好处的理由。另一方面，有些人本性深处可能藏匿着丑恶和卑劣，它们被以描写生活真实和苦难为由、以深入探究生命为由而释放出来。
文学家不论创作或批评，都要面临和动用个人经验与自传材料，这既是写什么，也是怎么写的问题。这也是丑恶写作的一个写作动因，不少写作者有过与丑恶为伍的经历，但写作者可能并没有深刻地理解这种个人经历与写作的关系，也没有一种经历丑恶之后的博大心胸，而是变成了一种狭隘的受虐心态，他们反过来可能成为施虐者，把自己经历过的丑恶加大剂量注射给别人，而这种加大剂量的方式可能被单方面地赞颂为艺术感觉和诗性表现。
可以由一些作品内容猜想，写作者经历过一些与作品内容相关的经历，并深知这些经历下面所隐藏的恶的意识，而这些意识的骇人表现会引起意识和经历的相似者的共鸣，并且，在市场中国这个充满了卑琐气味的时代里，可以满足许多人的受虐感、施虐感和窥视感。这样，他们就“恰当地”处理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个人化和底层化、欲望化和身体化、偶像化和消费化都可能成为丑恶写作的理由，因为令他们自豪的，既因为这是他们写作个性和个人自由的发挥，又因为他们这样写作代表着底层、时尚、群体，而底层是谁都不敢对之持反对意见的。似乎唯一能被置疑的是真理和正义，但因为谁都不能代表真理和正义，而且这种追求常常被一些知识分子的同类嗤之以鼻、被视为虚情假意，又被普通人群和各类亚文化不屑一顾。这样，丑恶写作认为自己既达到了写作个性的高度，又走上了通往真理之路，而这两者使其可能变成市场中国文学的最高真实或最大真实。
把丑恶写出来，不意味着这个作家或这部作品已经得当地驾驭了生活、把题材真正变成了内容和主题的融合，从而使丑恶具有了某种诗性品质。相反，单纯对丑恶的津津乐道、把玩品味，很可能是对诗性的败坏，而这就是因为作品缺乏符合人性和理想生活的精神立场所致。市场中国以及历史中国都存在着生活之丑、人性之恶，但如果文学对其的描写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值得炫耀和推崇的东西，变为值得玩味和揣摩的东西，变为寻求快感、传为美谈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成为历史的推动力量和人性的警戒，而是对人性和生命进行了糟蹋和破坏。
丑恶进入文学并不意味着丑恶在文学中可以纵横天下，并不是写了丑恶就鸡犬升天，粗鄙恶俗就变成了伟大真实，它们还是应该符合人性和历史的理想生活方向。现实中的丑恶可以作为题材进入文学，一旦进入，它们就被改变了模样，作家有责任控制这种改变，作家应该有一种面对丑恶的精神立场。题材一旦进入了作品就变成了内容，就与主题、语言、风格融为一体，不再是作品之外的事物。
虽然市场化激发了一些古老的习性之恶，但市场化本身没有丑恶，丑恶的是在市场化中的欲望之恶。事实上，人类几千年历史以至文学作品中，主流精神一直是力图战胜丑恶，越近现代这种意识越清晰明确。文学的精神力量并不体现在对恶的突出反映，而体现在面对恶欲而提升、救赎和褒扬生命，体现在面对恶欲的灵魂思考与人性感受，体现在创造生命的清新健康、温暖柔和、怜悯真诚，而这些与市场中国所激发的恶欲并不具有对等关系。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