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学批评之病相与批评期刊之困境
作者：冯希哲
吴子林（《文学评论》编辑）认为文学批评的游离状态发生在文学批评走向学院化后，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虚拟，丧失了本真的东西。有的论文看起来四平八稳的，中规中矩的，但实际上没有思想与体悟，其“主要问题是文学批评走向虚拟化以后，所使用的理论和文本是游离的，这种游离状态使得那些批评没有公信力”。在分析原因时，他认为文学批评做的过于虚拟化，没有走出理论主义的困境。要使批评获得一种生命，必须革除如此“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激情”的太学理化的批评文章。“一个好的批评不仅能够做到通作者之意，开读者之心，可以引领一个时代的潮流”。
对于批评家强调的学理性，《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学理”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词汇，学术诚然存在自己的道理，但是如果为了完善而搞一个“自我学术界自己的道理”就非常可疑。他不赞成将学理性作为文学批评的宗旨，建议用学术性，讲求学术的逻辑和学术的规范。他还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知识分子产生出的一些词汇概念表示出审慎态度，认为使用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二、文学批评的困境症结
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诸多病相及尴尬，与会者纷纷表示出隐忧。由于阻碍困扰当下文学批评健康发展的因素多重，困惑多种，彭学明将其归纳为三大症结：“一个是文艺批评标准问题。二是文艺批评阵地建设问题。现在这个阵地建设越来越萎缩，究竟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措施？三是文艺人才建设方面的问题。”
孟繁华认为困扰文学批评首先是批评标准问题。“当代文学批评真正的问题，我觉得是特别复杂的，个人感觉首先是批评标准的问题。过去我们总体性的理论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今天总体性的理论给彻底瓦解了，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尺度，批评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法。就是每一种方式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刊物选择什么样的文章也是批评的尺度之一，批评的方法、立场、价值标准、欣赏，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一种批评的方法。”他认为，当下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尽管使批评家感到为难，但不是坏现象。
针对学院批评孟繁华认为目前主导批评的学院派批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识，“学院批评在文化研究成为批评的一个主要方法之后，阐释变成了主要的了，价值立场开始缺失，一切都在阐释”。“文学批评固然对文学现象需要进行阐释，但不能没有是非，没有价值观”。施战军（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认为大学评价体制与体系导致了大学文学教育的病状，“对文学批评期刊产生了一种扼杀性的传染”，文学批评也受到了消极的负面影响。
就批评家自身建设问题李震认为，在一个价值非常混乱的时代，社会对批评家的需求要比对作家需求更高。因为这个时候更需要思想。“但是可悲的是批评家的面目还一直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角色，位置非常尴尬，最难听的是‘吹鼓手’或者‘打手’。”他呼吁大家反思一下怎么做好批评家，“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重新做一个批评家”。
陈汉萍（《新华文摘》副编审）建议文学批评“应该充分的批评化”。这种充分的批评化是针对批评的理论化而言的。当下批评的理论化非常明显，批评文本却非常脆弱，主要原因是批评家说自己想说的话，对文本并没有细读，很快就过渡到了理论。她强调批评要促进创作，要直接面向当下作家的创作才行。“批评期刊实际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大量的去阅读作品，只是看批评家，也存在着隔膜的问题。”因此，她认为只有在充分的批评化基础上，让批评多样化，才能实现批评的理论化，才能再进行一个批评史的建构。
陈汉萍和赵伯陶（《文艺研究》编辑）还提出要注重批评文字建设问题。他们认为“大多数的文学批评有理论有想法，但是从逻辑上来说不清楚，从感性上来说语言把握很欠缺，所以应该提倡批评文体的改进”。
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从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谈到文学批评的受众问题。他认为当下的批评出发点为了专业读者，是严重的错误定位，没有顾及大众读者是文学教育的误区。对于批评文章“除了一些专业人士阅读，没有引导社会大众读者，这是非常尴尬、悲哀的事情”。他建议应该培养文学受众，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应紧密结合起来。
三、文学批评应肩负起神圣的责任
文学批评在时下价值观紊乱的现实环境责任重大。雷涛认为批评家“所肩负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极其重大，也是其他行业人士所无法取代的”。“文学批评要有为学术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陈忠实则从作家个人感受出发，认为批评对作家的创作至关要紧，“在我的意识里面，从一个作家的心理上来讲，最关注的就是评论家，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作品出手，首先想到评论家怎么说、怎么看，有时候还担心本省的评论家不说真话。对于陌生的评论家，如果对某一部作品发表看法，不管说好说坏，起码感觉到这是真实的，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些。一个作家关心的是评论家，评论家反过来关心的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不打不相识，不交不相识，谁也离不开谁，是最好的朋友”。对此，毕光明认为应当强化文学批评的功能，“批评应该引导创作，引导我觉得是双重的引导，一个是读者，批评还是要阐释，如果不阐释，读者根本不知道，只有靠批评家阐释。另外，对作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批评应对文学创作、读者等发挥积极的作用，肩负起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
畅广元则强调文学应该诗意的栖居在人间，“当代中国的文学并不是诗意的栖居在人间”，“诗意的栖居才是本真的”。他认为现在的意识形态是被遮蔽的，评论经常为二流遮蔽吹捧。因此建议，第一、不要把文学看成有限变量。“文学和人性有关，人性在他的生存历程中是无限变量的，不是生者和伟大领袖的预设，也不是可以把握一种走向的”。第二、真正的文学是寂静意识形态的挑战者。第三、文学不是权力预设的存在。这个权力预设的存在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知识权力所预设的层面，它是一种大自在。第四、没有孤立的文学走向，只有与精神进程相对应的文学存在。他同时还认为社会的文学感觉应该调整。“社会对文学的感觉应该冷。文学的繁荣是后代人对前代人的感觉，不是当代人的自叙。”“中国当代文学要解决长官意志与自由意志的矛盾。这是解决当代文学由生存文学转化为自由文学很重要的一步”。
吴子林强调不能把文学批评过度虚拟化，应该是意识的体验。如果没有意识的体验。批评文章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感悟，给人感觉尽管很学术化，但学理不通。批评还是要回到艺术体验去，回到审美批评去。他说，“文学批评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要突破这种理论主义，要从这个陷阱当中脱身而出，否则的话文学批评声望会越来越低落。”另外，他还强调批评要注重资源的契合度，“批评家用的是什么资源，我看到更多的是西方的资源，本土的资源太少了，很多批评家对我们中国古代的东西并没有深入研究，更不要说化为批评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