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
作者：汤学智
良好的文化环境，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丰富性，开放性。一个民族，首先要创造条件使本民族各种门类的文化充分发展起来，同时对外开放，将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富有时代性的优秀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介绍进来。中外文化并举，古今文化同流，立体交叉，和而不同，相容互补，形成强大的文化“共同场”。如果说心理环境、社会环境，分别为文学生命准备了良种和沃土，那么文化环境则提供出充足的空气和阳光：没有前者，文学自然无法孕育和出生；没有后者，即使出生了，也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苦熬……
经济层面的提出，是因为当今市场经济对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其影响不仅包含着正负两个相反的方向，而且影响力都是很强的。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主导文化经济的出版商自然也要遵循这个规律。当社会环境积极有利，思想艺术双优的文学（艺术）产品既同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相一致，又能顺利出版的时候，出版商在义利双重驱动下，会通过市场炒作，搞得热火朝天，大大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自然也会引来追风逐潮的肤浅之作）。而当这类作品的出版受到限制，出版商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就会调转目光，寻找安全之境，甚至为了利润专找那些平庸低下却好卖的作品，大量印制，推波助澜，造成文学精神下滑；同时对那些很有价值但发行量少的学术著作坚决拒之门外，使文学之处境雪上加霜。因之，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也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文学环境的内在层面，是指文学生命系统内部，创作与理论批评之间的依存互补关系。文学创作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尽管后者也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但它必须紧紧围绕并服务于文学创作，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内部生态关系。在创作与理论之间，起桥梁和中介作用的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以文学创作为对象，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探讨文学规律，推进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为指归的一项特殊的学术活动。积极有效的文学批评，对于维护文学内生态的平衡，推动文学整体的健康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础理论虽然并不直接与创作发生联系，但它的创新与发展却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武器，并进而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而文学的新发展，又反过来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与契机。这种生态的健全与和谐，是文学生命自身肌体强健的内在保障。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在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中，以往比较强调环境对文学的制约与影响，这自然是必要的，但忽视文学自身主体能动性，却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能量，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在可能的条件下，它们都要全力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奋斗，去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它不是消极的受动物，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主体。文学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命，更应该如此。
文学要很好地实现自身能动性，首先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意识，要明确自己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在人类文明进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要明白在当下社会现实中需要承担的时代责任。这样就有了生存的意义和底气，就可以处乱不惊，自觉地与非文学相区别，在坚守中求创新，于借鉴中促开拓，不断探索发展新路。倘若连自己的面目、疆域、责任都搞不清楚了，那还有什么主体性、能动性可言呢？
在现实中，文学能动性是通过其实践（创作、研究、接受）主体实现的，表现为对环境的适应、选择，以及可能的改造、创建等。例如：在心理层面，努力调整和提升自己的素质；在文化层面，主动拓展和丰富自己的学养；在内生态层面，抓住关系文学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认真开展理论探讨和文学批评；在社会层面，主动关心现实的文化艺术政策，对有害者，及时进行有效的批评、建言，乃至于抗争，促进国家文化政策的积极调整与完善,在文学与政府（政治）之间建立起和谐互动关系；等等。这种自觉是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从生命视角看新时期文学（上）
新时期文学经历了由解放、发展，到危机、调整，曲折的生命历程。这些起伏变化，既体现着文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又与生态环境变化最终相关，显示出中国文学的特殊规律。认真审视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推动我国文学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新时期文学，以1989年为界，形成两个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生命特征。本节以第一阶段为对象。
通观这一历史时段，虽然不时也会出现一阵寒流与曲折，尤其到后期，问题和困难更多一些，但整体上探索和创新始终占据主流，步伐坚实，层层推进。主题词可用“呐喊、亢奋、探索、创造”来概括，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发展中境况最好的时期。究其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基本实现了文学“三螺旋”的和谐互动。主要表现为文学与国家政治及文化政策的和谐、创造主体情智欲求与时代需要的和谐、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和谐、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和谐、创造主体内心的和谐，以及理论争鸣的自由与建设性追求等方面。
首先从历史背景谈起。众所周知，新中国进入新时期前的27年，前17年是“左”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文化政策不断发展和强化的时期，后10年则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专制、乃至阴谋家掌控文艺的“文革”时期。这种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使文学不断遭受伤害，最终导致全面危机，陷入致命困境：（1）创作上，砍去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只留雅文学一族，造成肢体断残；雅文学中，又只允许现实主义（实际是“革命现实主义”或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并将之限定于歌颂“光明”，反映“本质”，塑造“英雄”，道路越走越窄，“四人帮”时期，沦为罪恶的“阴谋文艺”。（2）理论批评上，将人类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文艺理论及美学成果拒之门外，只取前苏联模式“马列文论”一种，又由“马列文论”到独尊“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由“毛泽东文艺思想”抽捡和演化出作为核心观念的所谓“三论”（即文艺对政治的“从属论”、“工具论”、“服务论”），步步“左化”；“文革”中，进一步鼓吹“写与走资派斗争”、“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等反动谬论，与“阴谋文艺”结为一体。（3）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创造主体的文艺队伍，在一次又一次批判斗争中不断受挫，直至遭遇整体性围剿——或关入铁牢，或监督批斗，或“干校”改造。这样，“三螺旋”被环境（政治）之手死死钳住，成为锈迹斑斑的“死环”。但文学并没有死！在“文革”“全面专政”不可抗拒的高压中，它一方面于表层表现为死寂般沉默；同时又在深层（民族和创造主体的内心）激发和凝聚着强大的反抗潜能。这种潜能，如熊熊“地火”，奔突涌荡——民间秘播的手抄本、随机传递的口头文学、天安门广场急风暴雨似的“4·5”（1976年）革命诗潮等，可为印证。这表明，一旦时局变化，政治上重新获得民主权利，文学的复生和发展将是无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