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
作者：汤学智
最先被激活的是创造主体。这是一个具有非常品质非常情怀的群体。历史地看，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浩劫之中，这个群体（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一道）不仅首当其冲，而且所蒙苦难时间最久，程度最烈，是处境最为险恶、悲惨的一个阶层，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但他们却无论如何在“清水里泡”、“雪水里浴”、“碱水里煮”，硬是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始终将祖国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当有了为祖国为人民效力的机会，便毫不犹豫地丢下个人恩怨，满怀新希望，从关押的铁门，流放的边陲，“改造”的干校、农村、边疆、荒原，回到本位，重新拿起笔，决心与党和人民共创祖国美好未来。王蒙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真情宣告可以视为代表：
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我们属于党！党的形象永远照耀着我们！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向着党。而当一旦重新允许我们拿起笔来，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欢呼和呐喊，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信仰和忠诚，我们所仇恨、所诅咒、所批判的正是党的敌人，正是危害党的病毒和细菌。
我们一定要经得起新的条件下的新考验，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做人民的代言人。
即使是思想曾陷入迷茫的年轻人，心灵深处也涌动着理想的激情：“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声。他们的精神心理、创作冲动、价值取向，与执政党的呼唤、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相一致，并从这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与滋养，因而以无比的勇气与激情，踏上文学复生之路。从文学生命行程来看，创造主体既是其创生之母，也是其发展衍化的内在动力。它的启动表明文学心脏恢复跳动。
文学复生是在呐喊声中起步的——它必须首先突破那些与“左”的政治路线相应配，并从内部扼住文学喉咙的“左”的文艺观念的束缚，不然，一切就无从谈起。呐喊集中为三句话：“为文艺正名”；“文学是人学”；“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三声呐喊击中旧理论的要害，为此引发三场激烈论战：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论战；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战；艺术真实性问题的论战。
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论战。实际上，这既是一场文艺上的论战，也是一场政治上的论战。由于适应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需要，其积极成果获得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并转化为国家文艺政策，从而为新时期文学（文化）最终走出“左”的桎梏走向健康发展，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场论战及其积极成果，文学（文化）的解放和新变是根本无法想像的。这是新中国文艺思想论争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记录，也是文学生命主体积极参与改造环境的成功实践。其历史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1）告别过去——终于掀过了新中国文学史上沉重的一页；（2）开辟未来——新中国文学由此改变进程，开始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3）争鸣示范——争论双方充分发表意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双百方针”得到真正贯彻。这一示范以无形的力量制约着“左”的遗风，为文学的发展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宽松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后两场论战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新成果：前者，确认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为从学术上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理论前提；后者，肯定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进一步打破“写本质”论（或曰“本质真实观”）的束缚，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生开辟了道路。三场论战，从理论上解除了“左”的文艺思想桎梏，构建起内生态的良性环境。
在前所未有的内外生态环境下，这一时段，文学爆发出强劲的生命之能，在各个方向上奋力探索，呼啸前进，实现了几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
其一，现实主义从传统走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有自己的生命基因，这个基因就是“写真实”。“写真实”既是确认和维系现实主义的根本条件，又是其在发展中不断开放、综合、创新而始终不失自我的内在依据。从世界范围看，现实主义创作沿着“真实”指向，已经走了从古典到现代很长的道路，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在新中国，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实际是指发端于“五四”时期，至建国初期进一步确立的革命现实主义。它以“写真实”为核心要求，形成五个基本特点：面向社会人生，面向工农兵，关注重大题材、主题；描写典型环境，塑造典型（英雄）人物；歌颂光明，突出正面教育；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注重故事、情节和时空秩序的现实逻辑。这种传统，尽管理论上有偏颇，实践中有消极影响，但就其主导面而言，还是与当时时代要求基本相适应的，因此曾经创作出一批比较受欢迎的作品，如《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创业史》、《艳阳天》、《三里湾》、《上海的早晨》等（自然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遗憾的是，后来这条道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逐步落入“反真实”的伪现实主义，甚至为阴谋家所利用。这样，新时期文学解放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向建国初期的“传统”复归。不过，由于时代条件变化，以及思想理论的解放，这种“复归”已开始表现出某种新变。如：突破“唯歌颂论”，强化了批判功能；突破“写本质论”，提高了表现“真实”的力度；突破传统“典型”理论，在典型化途径上突出从“生活个别”出发，在典型内涵上强调不止于人物，也应包含场景、观念、情感等。这种新观念，使当时文学创作在思想、内容（题材）深广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涌现出一批家喻户晓的优秀之作，如诗歌《天安门诗抄》、《神圣的使命》，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小说《班主任》、《将军吟》、《一个冬天的童话》、《乔厂长上任记》、《血，总是热的》、《人啊，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杂色》、《布礼》、《蝴蝶》、《美食家》、《如意》、《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三生石》等等。但严格说来，上述新变还是现实主义传统观念下，同一时空（可见的社会生活层面）内容的某种深化与拓展，因而只表现为视点平面转移，尚属量的增加，还未达到质的飞跃。
促使现实主义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是对“真实”的三重新发现，即心理真实，文化真实，“原生态”真实的发现。所谓心理真实，是指人隐在的“内心世界”，它既同人的外在真实（社会的、生理的）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也有自足独立的精神领域，因而与传统现实主义所涉及的浅层短暂的心理活动相区别。这一发现，打破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阻隔。许多具有真实体验的作家，如王蒙、宗璞、茹志鹃、谌容、张辛欣、张贤亮等，纷纷向西方现代主义借鉴。一时间，意识流、荒诞派、象征主义、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的诸多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被吸收与改造，不仅促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在结构与叙事方面的革命性变革，也使其精神内涵进入新的层面，在深化创新民族性的同时，也达成了世界性沟通。文化真实，是指现实真实这一平面存在背后所隐藏的人文内涵。这里牵连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魂魄、传统风习，丰厚悠久，博大精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空间。它的发现，使作家眼睛具有了“穿透”时空的能力，笔下的“现实”，不再是单维单向的，而是一种集共时与历时于一时、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多维多向的“混沌”存在，如韩少功、阿城、贾平凹、李杭育、王蒙等人的相关作品。这些作品，既有生活表层现象，又隐含着深层民族文化心理，进而显示出多元合成历史结构中积淀着的“人的本性”，有力地强化了民族风格。代表性创作为“寻根”文学。“原生态”真实，是指“生存本相”的真实。这一认识的出现有三个原因：一是理论上对“本质真实”论进一步反思与反拨；二是对“深度意义不能概括出”的新现实的表现需要；三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某种启示。与西方完全放弃意义和深度追求的消极倾向不同，它是作家面对现实无奈的一种主动探索，意在通过逼近“原生态”真实，让“非常真实”的现实本身，去显示那“不能概括出”的“深度意义”，体现出一种超越传统的新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境界。代表性创作为“新写实”小说。至此，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在创作理念还是叙事方式表现手法上，都已超越传统，融入新质，成为足以与世界同类创作对话的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