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修辞与当代西方史学论争
作者：刘亚猛
旧写作方法，将社会科学领域广泛采用的数理统计和逻辑论证等手段借用于历史事实的重构和确立，并在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史学改造为一门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综合性学科。“新史学”的倡导者同时也不赞同那种认为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客观描述本身就可以揭示历史真面目的传统信念，强调对支配着历史事件的“总体法则”或一般规律的探索极为重要。
虽然“新史学”在研究方法以及一些次要观念上和传统史学针锋相对，但是两者所认定的历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它们赋予历史的认识论和认知地位，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历史表述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直是它们的共同追求。所谓“新”、“老”史学，其实只不过是现代主义史学观的两个分支，它们之间在表层分歧之下对“如实地讲述事件发生的情况”这一所谓“兰克原则”的共同服膺一直到1960年代之后，才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凸显出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确地恢复和表述旧事”不仅突然成为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而且成了使整个史学理论界无暇他顾的中心问题。“现代主义史学观深信不疑的一些原则，如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历史方法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家的超然立场，都受到了挑战。”(Munslow 1997:1)。“叙事”和“表述”等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规律”、“法则”和“解释”，成为史学话语新的关键词，而“历史与小说的相似和差别”也取代了“历史与科学的相似和差别”，成了新的“导向性问题”(Fay,et a1.1998:2)。
于是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对立”取代了“‘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反动”，成为有关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宏大叙事。有趣的是，尽管由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异军突起造成两个相互对立的营垒的激烈对抗，然而双方在论争中却都表现出极为突出的修辞意识。不同派别的史学理论家娴熟地运用修辞观念和策略作为斗争工具，在促进当代史学发展的同时，也深化了修辞和学术的关系，扩大了修辞的阐释和构筑能力。他们的这些成就为“修辞转向”的真正含义，为“研究修辞”在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存在和分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三、修辞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史学观的冲击
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从分析历史写作采用的叙事形式入手，主张应该还历史作品以其本来面目，即某种“以语言为材料的虚构”(“verbal fictions”)。怀特强调历史作品的内容“与其说是发现的不如说是发明的”，其形式“和相对应的文学体裁的共同点比和相对应的科学体裁要来得多”。怀特援引著名英国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一个权威观点：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位故事讲述者；他具有“历史感”，即能从一大堆“事实”中理出一个“听起来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他还不乏“构筑想象”，能根据已有的证据以及这些证据的形式特征，敏锐地发现埋藏在这些证据中的“真实”故事，确定发生于过去某时某地的“应该是这么一回事”(White 1998:16-18)。怀特一方面肯定了科林伍德对历史采用的叙事形式以及历史家应具备的“构筑想象”表现出来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对后者的核心观点，即这一“想象”将导致埋没于史料中的“真实故事”重见天日，提出强烈质疑。他指出：
任何一组不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都不构成一个故事。[这样一组记录]提供给史家的顶多
是一些故事要素。要将这些事件转化为故事，必须应用一系列技巧。例如，将其中某些事件略去不
提；在保留下来的事件中区分主次，突出一些压低其余；赋予事件某种性质；通过重复凸显某一主旨；
变动基调、转移视角；采用不同描述手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通常认为只有在构筑小说或戏剧
的情节时才派得上用场的技巧。……作为某个故事的潜在成分，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特定的价值取
向。这些事件最终是落户于一个悲剧性、喜剧性、浪漫性还是反讽性故事取决于历史家按照自己选
定的情节结构提出的要求，就如何将事件组合成一定形态做出的决定。同样一组事件根据不同情况
既可以被用于构建一个悲剧性故事，也可以成为某个喜剧性故事的部件。(White 1998:18)
怀特这里虽然以文学作为历史的新参照点，一种鲜明的修辞观念却贯穿于他的整个论述之中。例如，他借用了修辞的一个核心概念，将历史看成是一种带有很多随机性的“发明”而不是充满必然性的“发现”。又如，他罗列的那些能将史料转化为历史叙事的“文学技巧”其实全部是古典修辞学最早加以识别和阐述的修辞策略。此外，他还反复强调历史“发明”总是以“某一特殊受众”为对象，进一步挑明修辞是其史学观的概念框架(White 1973:5)。
对于怀特史论的修辞本质，美国当代史学理论家布赖恩·费伊(Brian Fay)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费伊认为怀特及其追随者和“兰克原则”的当代信仰者之间的论战归根结底体现了对待“语言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的两种对立态度。第一种态度认定语言仅是一种中介，透过它我们观察到真实的、本来就存在着并且等待被发现的事物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我们接触到一切言外(extra-1inguistic)事物和状态的手段，语言所关注的总是“所指事物”(referent)。第二种态度则认为语言指向的是文本而不是所指事物。语言创造或者说“构造”(constitute)了所有被称为“真实”的事物和状态。因此，对语言本身我们必须予以直视和正视，而不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我们赖以观察和描述言外事物的手段。费伊将这两种态度分别称为“科学态度”和“修辞态度”。他的区分是基于美国当代修辞学家理查德·兰纳姆(Richard Lanham)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在西方智力史上始终存在着对语言采取“透视”和“直视”(“[looking]Through and[looking]At”)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和研究方法。“透视”法以语言所能揭示的“现实”为着眼点，致力于追求可以清楚显露出这一“现实”的某种“透明”(transparent)表达风格。“直视”法则将注意力聚焦于语言包含的各种修辞手段，对“晦翳”(opaque)的文风更感兴趣。因为不那么“透明”的表达风格使研究者的视线留驻于语言本身，促使我们思考各种文本效果是如何通过修辞手段的应用而产生的。
费伊从兰纳姆提出的“透视”／“直视”这一对矛盾概念获得灵感，觉得以科学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为底蕴的现代主义史学观孜孜于揭示和再现一度存在的“现实”，不把语言和各种文学手段在历史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当一回事，是一种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移植到史学领域的“科学主义”态度。与这一态度相对立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则以或然性(probability/contin-gency)和构筑主义(constructionism)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将注意力从“发现史实”转移到“构筑和表述史实”的过程本身，尤其侧重语言和文学手段在这一过程中的应用及其产生的效果，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