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修辞与当代西方史学论争
作者：刘亚猛
是西方修辞传统在史学领域的传承与发扬。按照费伊的叙述，“修辞态度”在当代历史学科的崛起以提出“叙事如何解释事件?”，“通过叙事作出的解释和基于因果关系的解释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叙事者在叙事建构过程中所起的是什么作用?”等问题为开端，将注意力引向作为历史作品主要特征的叙事形式以及叙事表述中常用的修辞手段，强调了历史的构筑性。持这一态度的史学理论家接下来又将注意力移向作为叙述者的史学家，指出史学家始终受到各种内化(internalize)了的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预设和兴趣的束缚，对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不可能是“中立的观察者”。历史故事被看成通过修辞、文体手段的应用而形成的“构筑”，史学家不再被看成是“超然的探索者”，历史叙事的认识论地位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Fay 1998:3-5)。
四、修辞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回应
针对在史学理论界尉为风气的“修辞态度”咄咄逼人的质疑和拷问，持“科学态度”的传统历史观虽然被迫采取守势，却也步步为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意思的是，许多传统观念的捍卫者表现出不亚于其对手的修辞意识。例如，已故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家J.H.黑克斯特(J.H.Hexter)就曾在一篇题为《历史修辞》(“The Rhetoric of History”)的著名文章中接过“历史是修辞而不是科学”这一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话茬，却从中推导出一个与之大异其趣然而同样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结论。黑克斯特通过对持不同史学观——包括持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作者出版的历史作品进行文体和修辞分析，发现几乎所有作者都一丝不苟地遵循了传统的历史写作规范。他认为这一现象表明“不管这些人在业余时间演奏的是哪一种花哨的理论调子”，一旦开始撰写历史，他们决意做到的仍然是“讲述那个获得相关外在证据支持、最好并且最可能是真实的故事”。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写作实践中，史学家主观上仍然不改自己对“兰克原则”做出的承诺。黑克斯特将这一承诺称为历史创作的“现实规则”(the“RealityRule”)。他认为不管史学界如何就方法论问题争得天昏地暗，历史学家作为一个集体实际上选择的立场总是通过“怎么做”而不是“说什么”表现出来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对历史的“真实”宣认作出的批判，对历史叙事的文学性进行的强调虽然风靡整个史学界，却未能改变人们在写历史时对“现实规则”的尽力遵循，未能使史学家转而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进行写作。这一现象表明“真实”地再现过去仍然是史学家用以指导自己实践的理想和目标。
然而黑克斯特同时也通过对历史作品的修辞分析揭示了史家实际上遵循的另外一条重要潜规则：他们不仅应该努力将自己所理解和把握的关于既往事件的真情实况传达给读者，还应该使自己讲述的故事最大限度地对读者产生影响。这一“最大限度冲击规则”(the“Maximum Impact Rule”)要求史家在必要时甚至应该为了交流效果而牺牲对事件表述的完整性和精确性。这第二条规则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历史决不是科学，因为很难想象任何一位科学家在撰写研究报告时会将对读者的影响和冲击当作一个重要考虑，尤其是会为了任何原因而损害表述的“完整”和“精确”。对读者产生“最大限度冲击”的要求也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正如黑克斯特指出的：
历史写作(即历史修辞)和历史本身的关系跟传统上对这一关系的认识大不相同。我们一般总
将修辞看成是加到历史这块蛋糕上的糖霜。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修辞其实和[制做这块蛋糕的]糕
粉完全掺杂在一起。它不仅影响到历史外形的美观和吸引力，而且决定了它的内在品质和基本功
能，也就是它原原本本传达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那种能力。(Hexter 1998:60-67)
在现代主义史学营垒中，类似黑克斯特那样具有很高修辞意识的理论家不在少数。上文提到的科林伍德与怀特可谓志不同道不合，然而他跟怀特一样，都和修辞结下不解之缘。科林伍德要求史学家挖掘出的“真实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是“听起来可信”(“plausible”)的故事，是史学家自己觉得“应该是这么一回事”(“must have been the case”)的一种“构筑想象”。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历史叙事说到底还是一种基于或然性逻辑的“构筑”，亦即修辞。然而在现代主义史学家看来，这种叙事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而是合于一定法度的历史修辞。即使我们承认历史的受众是具体、特定的，所有这些受众对以“历史”自居的任何文本理所当然地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即真实地再现事件发生的情况。即便我们承认史学家总是受到各种预设和兴趣的束缚，他的最大兴趣还是力图将自己在认真研究现存史料的基础上认定是“最好并且最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奉献给读者，并尽可能对读者产生影响。
五、当代两方史学论争中体现的修辞意识对我们的启示
在理论上、思想观念上和学术意识形态上如此尖锐对立的两派史学家居然都得心应手地将修辞观念和修辞策略运用于他们之间的理论争议，用以构筑、批判或捍卫截然不同的立场，这一事实给我们的启示良多。首先，它说明跟不少当代西方“修辞理论家”的说法相反，修辞并非只跟哪一个立场、观点或方法挂钩，并不只具有某一固定的意识形态取向。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手段、智力工具和策略资源，不管是解构还是重构，证伪还是证实，批判还是捍卫，它样样在行，不可或缺。修辞同时体现于誓不两立的两个史论学派再次印证了西方修辞传统的一个基础设定，即“针对一切事情都存在着[至少]两种相反[又都讲得通]的说法”，因而可以说是修辞精神在当代学术话语中的发扬光大。
其次，修辞意识在史学论争中得到如此全面和突出的体现也戏剧性地展示了当代“研究修辞”取得的胜利。当修辞已经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内部争议的焦点和理论发展的动力，当它已经成为这门学科实践者的共同和自觉意识，我们不难推测出它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深入人心的程度。从修辞的角度反思各自学科知识的构筑和生产过程显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一种认知习惯。
最后，这一事例表明史学理论家通过在自已学科框架内的修辞实践，一方面推动了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还为丰富和发展当代修辞思想做出了积极贡献。怀特的后现代史学观深化了我们对文学修辞的认识。费伊提出的“科学态度”与“修辞态度”的对立虽然源于兰纳姆的“透视”／“直视”这一对矛盾概念，却将后者移置于一个广阔得多的视野中，使我们对当代修辞所处的文化智力语境有更深刻的认识。科林伍德的史学观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修辞内在的或然性逻辑以及这一逻辑的自我超越倾向(即通过或然逻辑的应用构造出一个具有某种确然性的“真实”境界)。而黑克斯特巧妙的修辞策略迫使我们对修辞与实践、修辞者与受众、风格与实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再思考。所有这些学者都不是“修辞学家”，都是修辞专业的“外行”，然而他们对修辞的深刻理解，对修辞思想与当代学术实践相结合做出的贡献，却丝毫不逊于“内行”。这一事实表明在描述当代西方修辞学发展状况时如果仅将注意力集中于明显打着“修辞”旗号的“修辞学科”和“修辞学家”，而不理会无形的“修辞思想”和“修辞意识”在“非修辞”学科领域的演变和发展，将会导致何等片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