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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维续之复杂结构的进化
我们现在知道，所有持续性的结构（从高于最简单的原子水平的结构直到人脑与社会的结构）都是选择性的或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process
of selective evolution)的结果，而且也惟有根据这些进化过程才能够得到解释；①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然知道，较为复杂的结构乃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使其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方式来维续自身的。“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观察，我们都能够发现种种会导致多样性和增进复杂性的进化过程”（尼科利斯和普利高津［Nicolis
and Pigogine]；参见本跋文注释33）。结构中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乃是由它们的构成要素促成的；由于这些要素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常规性，或者说它们有着遵循规则的能力，所以当该结构因受到外部影响而遭到侵扰的时候，这些要素的个别行动便会促使整个结构恢复到有序的状态。因此，我在此前的一部论著中所说的进化与自生自发秩序这对孪生概念(the
twin conceptions of evolution and spontaneous order)，②能够使我们根据模式间的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教授称其为“向下的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③——而不是根据单向因果律（one
directional laws of cause and effect）这个简单观念对这些复杂结构的持续性现象作出解释。
①特别参见 Carsten
Bresch, Zwischenstufe Leben. Evolution ohne Ziel? (Munich, 1977) 和 M.
Bigen and R. Winkler, Das Spiel, Naturgesetze steuern den Zufall,
(Munich, 1975).。
②见我的演讲：“Dr Bernard
Mandeville”。见注释9(社会生物学的谬误第三段第二条注释)p．250。
③Donald T.
Campbell, “downward Causation in Hierarchically Organised Biological
Systems” 载于 F. J. Ayala 和 T. Dobzhansky所编书中（社会生物学的谬误最后一条注释）。 另见 Karl Popper
和 John C. Eccles 在注释 27(文化进化的过程最后一条注释)中所引书。
这个洞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解释这类复杂现象的办法 ( approach ),
而且也大大改变了我们对我们努力解释这类复杂现象所能成就的限度的认识。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种探求定量关系(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的办法，在解释两个变量或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方面确实是十分有效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理由相信那种探求定量关系的办法也能够对我们解释自我维续的结构(the
self－maintaining structures)——这类复杂的结构完全是因为它们有着自我维续的特性而存在的——大有助益。①在这些自我生成的秩序当中，最为重要的秩序之一便是范围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秩序；这种劳动分工的秩序意味着，那些互相不知道而且也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的活动是可以相互调适的。亚当·斯密根据反馈机制之作用(the
operation of feedback
mechanism)的原理，最早认识到了这个构成现代文明的基础；当然，亚当·斯密通过这种反馈机制之作用的原理不仅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实际上还预见到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控制论(cybernetics)的东西。②在过去，许多人都是通过有机论来解释社会现象的，亦就是试图通过把某种未加解释的秩序与另一种同样未加解释的秩序作类比的方式来阐释前者；然而，这种曾一度盛行的解释方法现在却被系统论(system
theory)取代了——而这种系统论最初也是由我的另一个维也纳朋友路德维希·冯·贝特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y)和他的许多追随者提出来的。③人们正是通过这种系统论揭示出了那些不尽相同的复杂秩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当然，信息与沟通理论（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和符号学(semiotics)也都对这些复杂秩序进行了讨论。④
①有关在解释复杂的自我维续的结构中适用规律（Law）概念的局限性，可以参见我在拙著“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一文所写的跋文，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and Chicago, 1967), pp.40 ff。
②参见 Garret Hardin,
“The cybernetics of competition” 载于 P. Shepard 和 D. McKinley, The
Subversive Science: Essays towards an Ecology of Man (Boston, 1969)。
③Ludwig von
Bertalanify,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New York, 1969) 另参见 H. von Foerster, 和 G. W. Zopf Jr (eds),
Principles of Self- Organization (New York, 1962); G. J. Klir (ed.),
Trends in General System Theory (New York, 1972); 以及 G. Nicolis and
I. Prigogine, 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s (New York,
1977)
④见 Colin Cherry,
On Human Communication ( New York, 1961 ), 和 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 The Hague, 1957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对庞大的社会系统的经济方面给出解释，我们所必须阐明的并不是一种由一系列可确定的数据所决定的假设性的均衡状态（a
hupothetical state of
equilibrium），而是这样一股洪流的脉络：这股洪流作为一个整体持续不断地与各种环境的变化相调适，而每个参与这股洪流的个人所能够知道的也仅仅是这些环境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今天仍然热衷于使用的那些统计测量数字，或许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是颇具意义的；但是，对于从理论上解释那些自我维续的模式来说，这种量的资料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就如同人体生理学，不研究器官的功能，却将其侧重点置于解释为什么解剖室内的不同人的器官（肝，胃等）总不相似，而且极少符合教科书上所说的形状和大小。【原译:正如我们所知，当人体生物学所侧重解释的恰恰是那些碰巧被拿到解剖室里的不同人的人体器官（比如说胃和肝）的不同的尺寸和形状（它们与教科书中所确定的标准尺寸或形状极不相同而且也只是偶尔相似）的时候，上述那种量的数据对于这种人体生物学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①显见不争的是，这些数值与这种系统所具有的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关系。
①Roger Williams,
You are Extraordinary (New York, 1967), pp. 26 and
37。那些研究统计学（甚至像人口统计学这样非常重要的统计学学科）的 人，并不研究社会。社会乃是一个结构，而不是一个总体现象。它的全部
特性都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秩序或系统所具有的属性；而对这些秩序或系统， 我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抽样使我们能够按照统计的方式去研究它们整体的行
为。有人认为，人们只要通过观察这些社会结构中的特定行为或平均行为， 就可以在这些结构内部发现恒定的数量关系；我认为，这种观点构成了人
们真正理解那些复杂现象的最为可怕的障碍。关于那些复杂现象，我们所 能研究的实际上只是其间的少数实例而已。我们在解释这些结构时必须处
理的那些问题，乃是与大数定律毫无关系的。
研究这个论题的真正行家常常能够洞见到这一点。在这个方面读者可 以参见
G. Udney Yul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XII, 1921/2, p. 107：“如
果你不能测量你所想要测的东西，那么你对测量的渴望就可能（比如说） 导致你去测量其他的东西——也许还会使你忘记二者之间的区别——甚至
还会使你仅因某些东西无法计量而忽略它们。”
颇为遗憾的是，那些对调查课题知之甚少的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习得
调查研究的技巧——这些人居然可以通过把握这些技巧而谋到教职，而且 这些人的工作后来还常常被误认为是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如果
对理论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那么经验工作一般来讲就只能 是对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试图通过计量不同的人的相对功利或满足程度来为“正当的”行动提供依据乃是极为幼稚的，而且也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当然，如果我们想证明这种尝试是荒唐透顶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进行一种多少有些繁琐的论辩。然而在这里着手这项工作却是不合适的。但是可以指出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已经开始认识到，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从整体上来说乃是完全缺乏科学基础的，尽管所谓的“福利经济学”谎称自己的论证是建立在对可确认的功利进行客观比较的基础之上的。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能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熟人所具有的几项需求中判断出哪项需求更重要一些；但是，这个事实却既不能够证明在这个方面存在着任何客观的判准基础，也无法证明我们能够判断出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中哪项需求更重要。想用这样的幻想来为政府的强制行动提供依据，显然是极为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