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勘测员的故事
作者：佚名
粗的腿伸在前面。未加修饰的白发乱七八糟地蓬松着。她在读一份带有图片的儿童周报。在她身边的一小堆砖头上，放着一个鸟笼，里面养着一只金丝雀。
我向她打声招呼，正要迈步离去时，她叫住了我：“你是新来的勘测员吗?”
我回答说是。
她站起身，朝我伸出一只胖胖的手。“欢迎到我家来住。我以前有五个房客呢，”她说，“有沃尔夫先生，一个陆军上尉，特里巴医生——你认识他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他懂得星象，能给人们算命，预测他们的福祸，不过他只告诉他们些大概，把那些坏消息，最坏的消息藏在自己心里。现在只剩下朱尔卡和我啦，”她朝鸟笼点点头，“听说他们要在这儿建一个火车站呢。”
“不可能，”我说，“这附近的铁路线没法通到别的地方。”
“这问题可难不倒他们。”
她的反驳自有它的逻辑，所以我只好耸耸肩，表明我对新火车站的事一无所知。
“先生，这房子是我的曾祖父建的。已经被列为古建筑啦。他们以前在这儿印刷日记、年鉴和诗集呢。”
“他是一个印刷商吗——你曾祖父?”
“他是教区和主教制教会的印刷商。他是一八几几年出生，不过，他是从这儿开始做这行生意的。他死后，把这房子留给了我祖父。你知道他活了多大年纪吗?整整一百岁啊。当时在西鲁迪姆，有一个女人叫克罗波娃——她是土耳其人。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一个当兵的就把她从贝尔格莱德带到这儿。他为她洗礼，独自把她抚养成人。她和我曾祖父当时住在同一条街上，她活了一百零六岁——这是主的旨意。在她的葬礼上，我曾祖父说，如果主不反对的话，他也要活到一百岁，迎接一个新世纪。要是他能想象到接下来的新世纪会是那般模样的话，他肯定会三思的。我祖父活了九十六岁，可我父亲还不到四十岁，就在集中营里被杀了。这是主的意愿。至少他不用活着看到这些毁灭了，”她用手指着身后的墙，空无一人的公寓楼的那些裸露在外的砖块和玻璃被打破的窗户朝我们瞪着。“本应在这里给他竖一块纪念碑，可他们不会允许的，因为他是个体商，而且还是索科尔体育协会① 的成员。”
“他也是干印刷这行?”
“不，他是卖书的——主要是文具。你该看到我们的招牌了。上面写的是‘文具店’，下面还有金字‘经营图书、平板印刷品和文具’。大家都认识我父亲，他叫得出所有顾客的名字；他经常送一些图画和贴花给孩子们。店里什么都有——甚至那种特殊的胭脂虫红的蜡纸都不缺。就算万一没有，父亲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即使非得跑一趟布拉格也要帮你弄到。如今呢?你试着进去买一种普通的书写纸吧。那个姑娘肯定要笑话你的。你见过那个姑娘吗?”她压低嗓音，“就是他们弄来的那个照看文具店的小婊子?你试着去买点什么吧，知道你会在门上看到什么吗?她竖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送货了’、‘去邮局了’、‘盘存日’，还有‘上医院了’。你知道她整天待在哪儿吗?就在后面的仓库房里。”她胖胖的拇指猛地朝后一指，我看清楚了，那是一扇安着毛玻璃的装栅栏的窗户。“她把士兵和水泥厂的工人们都带过去。她朝那儿一躺，赚的钱比站柜台可多多了。你没听说建火车站这事?”她问道，注意力又转到她关心的主题上来，“可能他们说的是建汽车站吧。牧师一直在抱怨说，到时候外面的汽车那么吵，他都没法做弥撒了。”
于他们而言，这将是一个让汽车站原址不动的理由，但我没有为此跟她争论，而是趁着她滔滔不绝的间歇，迈步离开了院子。
虽然父亲没怎么说过，可我知道，我没有做工程师让他颇为失望。我对他的父亲毫无印象——他去世十二年后我才出生——不过，不久前，我却偶然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当时，他得知他的一位美国同事发现了一种生产乙炔的简便方法。“多少代化学家们的梦想实现了，找到了从矿物质里提炼有机化合物的方法。这不仅可以生产煤油和酒精，还可以一道生产人体营养所必须的纯化学物质。迄今，还有那么多的梦想仅停留在梦想的阶段，但是，回头看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化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梦想终究会成为现实。”他的文章结束在一副让他欢欣鼓舞的图景中。
广场上有几盏荧光灯闪烁着，一小群人聚在教堂前面，等一趟夜班车。商店都关门了，灯也熄了，只有一家叫“黑鸟”的酒吧还亮着。闹杂的声音从打开着的窗户飘出来。
我一直走到城堡那边。大门早已关了。一排窗户当中，只有一扇里面还亮着灯。一辆救护车停在大门外。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城堡仍然代表着神秘和不可接近但气数殆尽的时代。人们赋予城堡以尊贵和深沉。如今，城堡的大门洞开。有些已经成了旅游胜地，但是大部分却成了堆物的仓库，或住人的收容所。精美的家具和值钱的瓷器已经被偷窃一空，或遭遇毁灭，珍奇的藏书被扔到废纸堆里，没法逃走的公主们则被强制在柜台后面、生产线上，或在办公室里干活。如今这时代，党的书记处已经取代了城堡。他们是新的不可接近的象征，但是他们唤不起人们对“尊贵”一词的联想；没有人会把他们与高贵的出身、勇敢、睿智和侠义心肠联系在一起。
一个想去撬开书记处大门的英雄将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赞扬。
回到家，我脱下衣服，扔到一把椅子的靠背上(明天我至少得在墙上钉几只钉子，把它们挂起来)。现在才九点半，可我很快就睡着了。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把我惊醒了。窗户剧烈地抖动着，好像一场空袭即将来临一般。我睁开眼，到一间空无一人一物的房间里看了看。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他们都被赶到波兰去了。只有我给撇下，被人遗忘了，等待那个给我执行死刑的人到来。
轰隆隆的声音还在继续，我完全醒了。透过打开的窗户，我看见一辆装着人的大卡车消失在一个拐角。塔楼上的钟敲了两下。可能是午夜两点，可我看看自己的表，才十一点半。
我松了一口气，意识到那都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不可能再有人进来通知说，我的存在是一个负担，所以立刻把我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眼下，那些仍然觉得我碍眼的人肯定会对我目前的处境相当满意。
又一辆卡车在外面吼着。我起来把窗户关上。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一块旧玻璃碎了。在这深夜给打碎了。
我看着眼前的黑暗。窗户关上后，屋子里又弥漫着恶臭。我感觉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意识到内心深处有一丝隐痛。我很想继续睡去，但是，街上的各种声响不绝于耳，还有这栋破楼里的静静的一种噪声。
我们都有自己的城堡，都渴望能够过门而入。多半时间，当我们发现它们紧闭不开时，我们就会朝另外的方向走去，进入别人为我们打开的门，或者是我们无意于走进的门。
石头
我们正在那条弯弯曲曲的路边的一块空地上挖坑栽石碑。从第一下就知道，这地太结实了。快到中午时，才有一丝微风把骄阳下的空气吹动了些。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才在地上挖出一块浅浅的凹地。原以为挖完表层那些盘结在一起的树根后，肯定要容易很多了。不想，等待我们的却是硬邦邦的、包裹着一大块一大块坚石的土地。
这个年轻的工头比我强壮，也比我在行——这可以理解，所以他接过我手中的镐头，富有节奏地挥动工具，使劲地一点一点挖着石头，但是一把钝镐头跟风钻是没法比的。
我们非得把石碑埋在这儿吗?我想不明白。说不定旁边的土会松软一点呢。
“这个位置最好。”
对这一行我懂得太少，所以没法判断他选择的位置是否真的最好，或者，他只是想把过去几天已经展示过好几次的那份顽强表现得更加坚决。
石碑还放在那辆车内的车板上。可能预见到了地下的石块比较多，勘测员选了最短的一块石碑带过来，即便如此，它也将近有四分之三米那么长。石碑下面还得放一块标石。在石碑和标石之间至少得铺一层二十厘米厚的泥土。虽然被埋在一米深的泥土里，标石却是三角点最重要的部分。即使上面的石碑经常遭到损坏，但标石一般不会受到影响。标石和石碑上都刻有十字形记号，它们必须得调整得一致。如此以来，根据下面的标石，就可以重新安放石碑的位置。
过去，人们习惯在石碑上面盖一个木结构的高塔。在我印象中，那些塔高得让我一抬头看，头就发晕。如今，他们不再建那种塔；也没有木匠干这活了。根据我这把镐头柄上的刻痕的指示，在紧挨着石碑的地方还得放一块水泥基座，上面安一根杆子。从呈三角形的角度看，杆子应该是红白两色；从中间看，是黑白两色。在有可能遭到损坏的地方，我们得竖两根杆子。可遭损坏的可能性经常存在，即使是为了把杆子夯得结实点。换了在树林里，勘测员们一般很少竖石碑，只是在最近的树上漆几个箭头，一个朝左指，一个朝右指。年长日久，石碑可能被埋到了地下，或者被杂草或灌木掩住了，我们就得拿个铁探针东戳西插，直到找到为止。等我们掀去上面的东西，柯斯就会拿出水准仪，我则担忧地去确定石碑是不是被移动了。
如果磁泡朝任何一个方向偏离圆中心一毫米，石碑就得挖起来，根据标石重新调整好，再埋下去。
有一次，石碑偏离的幅度肉眼几乎看不出，我建议说只需要在周围挖动一下，微调即可。然而，勘测员脸上的表情让我意识到，我的主意简直是犯渎圣明。
又轮到我拿镐头挖土了。为了挑战一下勘测员的技术，我好像捣蛋一样，整个人都趴在石头上，可我却只能挖掉几块小小的石头。我的汗如雨一般淌下来，很快就被干燥的泥土吸收了。
我爬出凹坑，朝车子走去，车里的一个瓶子里还留了一点被晒得热乎乎的水。我喝了一口，然后在座位下拖出一把榔头和一个凿子。
要是有先进一点的工具就好了。
勘测员正在挖。那些石头就像鸣叫的石钟一样在唱歌。
我坐在一堆刚挖碎的石头上。我连走到阴凉处的力气都没有了。
钟声响个不停，召唤着一个个囚犯。
我使劲想站到后面几排去，可那些人都把我往前排推。从右边敲钟的地方，一群穿着黄制服、戴着红袖章的管理员和监工过来了。领头的那个军官朝我转过身来。我讨厌这张脸，他说。接受两个星期的特殊治疗。
他们抓住我，把我带到后面的木头营房里。我一点也不惊讶，甚至不感到害怕。我知道，最终我将在那些特殊的治疗营房里见到我热爱的每一个人。他们只是在领着我去面对我的命运，我的人生。我甚至盼望遇见什么人。
勘测员跳出凹坑，脱去他几乎没有换过的那件铁锈色汗衫，用一个卷尺测量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完成了三分之二。他把榔头和凿子递给我：该我去敲钟了。当我凿掉一块特大的石头，把它抛出坑时，我发现下面除了一层土和一些小石块以外，什么也没有。
半小时后，我们已经在坑底放好标石，调好位置，直到磁泡处于中心，不再动摇。勘测员在坑上放一个三脚架，坠下来一段铅垂线。然后他像个杂技演员一样在坑的上空平衡好身体，我帮他调整着三脚架，直到铅垂线正好指向记号线的正中央。我们测量了标石位于地平线下的深度，然后尽量避免撞到三脚架，非常小心地在标石上面填泥土，把它往下挤压，然后再测量深度。只有干完这些，才能在上面竖石碑。
石碑上面部分的形状已经打磨好，可下面部分并不好看，就像一条可笑的人腿。我们把它从车上搬来，小心地放进坑里。然后柯斯在坑边坐下来，用双膝夹住石碑，胳膊夹住水准仪、铅垂线，再加上他的耐力，开始与一块我几乎不可能搬动的石头较量起来。
我坐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他在一块150磅重的花岗岩上，凭着一种钟表匠的精密劲忙活着。每当铅垂线终于指到正确的位置，勘测员放下水准仪和那块带一条可笑而变形的腿的石碑时，石碑总放得不对劲。他会用几乎看不出的动作轻轻地再把它摆正，可这样一来，铅垂线又偏离中心了，于是整个恼人的操作得重新再来一遍。
最后，小声地，好像怕自己的呼吸声弄偏了石碑一样，他说：“终于放准了!”石碑丝毫不差地立在那儿。于是，我便弄些泥土，小心地放到坑里，不能碰到三脚架，也不能动了石碑，柯斯呢，还是紧紧用膝盖夹住石碑。这时，我感受到一阵轻松，甚至是满意，犹如我在某个句子里坚定而正确地添上某个词，不容任何人质疑，而它也正好表达了我的心意。
K先生
主任
社保办公室
布拉格
亲爱的K先生：
由于您对我的职业性质的怀疑——直到现在，我，还有其他几个人仍然认为它是属于艺术范畴的——促成我成了一名勘测员的助手，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进展，以便于——出于别的原因——你不会错过对这份工作也给予质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