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勘测员的故事
作者：佚名
“哎，我也不知道。也许飞碟会光临地球，或者别的什么。比方外星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懂。”我不太喜欢《外星人》这电影，但脑海里倒是清晰地想起了家里那个可爱的小怪物。那是别人从国外买回来，当作礼物送给我的孩子们的，他都没意识到他们已经长大，不再适合玩玩具。
“我一共看了九遍。在布拉格放映的时候，就算票卖光了，我也要抽出上班的时间去看。我给卖票的那个女人四十克朗，悄悄地溜进去，她让我坐一个临时加的座位，看了整整一天。”
“你想自己家里有外星人吗?”
显然，我的问题实在太愚蠢，她没有回答。“他是那种——你知道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
“你想去那儿吗?”
她叹口气，皱了皱眉头，然后说：“就算真的可以去那儿，他们也不会带上我的。”
阁楼
今天，我们收工得比平时早，天还亮堂堂的。有几个石碑被一家公司的拖拉机撞坏了，勘测员得想办法把损坏的部分修补起来。正要走进我的房间时，我注意到通到阁楼的那扇门半开着。我禁不住好奇，抬脚跨上嘎吱作响、布满灰尘的楼梯。
阁楼挺宽敞的，堆满了杂物。除了老虎窗下面有几只苍蝇在嗡嗡叫个不停外，到处一片寂静。横梁非常粗大，已经有些年月，但是屋顶的瓦倒显得似乎很新。梁上的燕子窝那儿吊着几根旧衣服的布片。几个没门的橱柜里堆着一些破鞋子，在一抱枯草和一堆旧手袋之间，倒着几根生锈的烟囱管，还有几个空箱子和装水果的柳条篓。
很明显，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我并不是在找金蜡扦。我一向对印刷品特有兴趣——终于，在一个箱子里，我找到一本很旧的《农学和温特经济学读物》。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嘎嘎吱吱的声音。我扭身一看，波克纳太太的脑袋从楼梯井那儿探进来了。
眼见自己擅自乱闯，被逮个正着，我不好意思地朝她打招呼。但她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当初这儿存放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后来都被人们搬走了。博物馆甚至还对她曾祖父穿过的骑兵制服感兴趣呢；她祖父的鼓也在这儿放过，不过鼓皮已经破了。她祖父当年在豪格威兹伯爵的步兵团里做事。那时日子也不太好：他们只好靠点牛脂蜡烛照明，可是，另一方面，人们都能说点真心话，也没有偷鸡摸狗这档子事。后来，她祖父转到骑兵团，他弹的竖琴太大了，非得专门备个马车，用几匹矮种马拉着。1886年，他参加了荷拉戴克附近的一场战斗，虽然最后他所在的一边失败了，但他却一直以此为荣。
“我们也被占领了，”她诡秘地朝我眨眨眼，“不过是普鲁士人占领的。那些普鲁士人。”她立刻接着说，“在这面墙上贴了张布告，说他们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而来，他们会完全尊重我们国家的权利。先生，这栋房子就是历史的见证。在最后一场战斗中，当他们开枪打死了海德里希①，那些德国人就把杀死的那些人挂在这面墙上。我父亲专门订购了一批带黑边的信封，然后他们就把他关了起来。六个月过去，我母亲亲自忙着分发这些信封，里面装着吊唁信。”
“从那以后，按照上帝的意愿，我们家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打击。我们的房子被自己的同胞没收了，他们比那些外国人还要坏。而且，没有人来把他们驱赶出去。最后，就在那儿，”她指着阁楼的角落处说——那边是后来新建的一个复斜屋顶，“特里巴医生进行着他的实验。他没家没口。他说，病毒是他的妻子，月亮和行星是他的孩子。先生，这些你会理解的，因为我知道，你也在观测着那些星星。但是你只能知道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特里巴医生呢，他能够估算出将要发生的事。他甚至提前告诉过我们，四八年共产党夺权的那场灾难。他把望远镜就放在这个位置，”她朝复斜屋顶走过去，指着那堆手袋下面的地板说，“当年美国人登上月球时，我把所有的人都邀请到这阁楼上，为的是我们能与这样重大的事件距离更近一点。你相信吗?我亲眼看见火箭着陆时，一团影子升起来，上了月亮。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如果人们能在上面行走的话，那么月亮就不应该是以前那种样子。唉，特里巴医生也不在啦，现在，他们都想把这地方拆了。我跟你说吧，到了那一天，也算是我活到头的日子。我觉得没了它，我根本无法生活下去了。”她看着我，一脸哀求的神情，仿佛我完全有能力让这栋房子免于毁灭。
注视着她的眼睛，我突然可以超越时间的距离，看到一列轻骑兵，他们雪白的厚大衣被月光染成了银白色。那不祥的鼓声传到阁楼上来，在那些鼓手中间，一个孤寂的士兵正坐在马车上，弹奏竖琴。但是，隆隆的鼓声掩盖了它，纵然士兵倾全身之力拨动琴弦，还是没人能够听清。
勘测员
我们开着那辆罗马尼亚车一直上了西鲁迪姆外的一座山顶，在离那座新水塔不远处停了下来。一条用水泥板一块一块接起来的路通到这里。我们得重新勘测的那个地点本来应该就在路边，可有人把石碑搬走了，包括下面的水泥基座和一个告示牌，告示牌上还说，任何人移动了政府的三角测量点都将被起诉。
勘测员研究了一会儿地图。然后，我们拉开卷尺测量着，直到找到那个点所应该在的位置——正好在一块水泥板的边上。我去拿来探针，一根有个尖头的铁棍子；我们在地下戳了好一通，但一无所获。显然，这儿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我不禁怀疑标石是否还在。当初推土机肯定得挖出一个比水泥板宽的路基才行。标石肯定被一道挖掉了。
“如果是那样，它现在会在哪儿呢?”勘测员问道。“他们也许把它挖起来后又填了进去呢。”他接着说，“不过，当初修路的时候，他们可能抬高了路基。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标石就还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埋得更深一些了。”他操起镐头开始挖起来。我从坑里——主要是花岗岩——铲出的土显然就是当初填方的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能在下面把标石刨出来。但是，勘测员却不知疲倦地干着，而且一点也不听我的劝阻——好像他也认识到自己的努力显得很蠢。当坑挖得已经能够让一个狙击手匍匐在里面时，他又握着那根铁探针在地里不停地叉来叉去。什么也没有叉到。“距离可能没量准，”他说，“这种事总可能发生的，要么就是我们这幅地图有偏差。我们应该再量量标石的位置。”
第二天，我们带来了经纬仪。勘测员把仪器放水平，固定在支架上，开始对准教堂的尖塔，我呢，很高兴自己不用挖地，也不用油漆石碑，只要记下他说的度数就行。
晚上，勘测员坐在跛脚的桌子边，计算着数据。他对工作的那份精确着实让我震惊，尤其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们粗制滥造，也永远不会被人发现，或者，即使发现，那也是多年以后的事儿了。毫无疑问，在测量时做到尽可能的最精确，这让他有一种满足感。
他是个乡下人。他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① 交界的地方。和我一样，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麦斯泰克。他乘坐的火车星期一十点左右到这儿；我坐的那辆从布拉格开出来的公共汽车半小时后也到了。从那时起，一直到星期五下午，我们就非得在一起；我们甚至午饭都坐在一块儿吃。但是，我俩都属于寡言少语型的人，再说了，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时间说话。我听说他正忙着把父母的房子扩大一些，好让他和妻子住进去；他也在努力把一头牛喂得肥壮起来，那牛是他结婚的礼物；空闲时，他会骑着牛兜兜风，打打曲棍球，下下象棋。
他和我儿子一样大；而且是同年毕业的；也都是几个月前才成家。他内向的个性、和蔼的笑容也让我想起儿子来。这么多的相似点不禁让我很想与他深层次地交流，而不是停留在表象。但是，当人与人并非来自同一种职业，或者，不会吟唱同样的歌曲，要不就是遵守的是不同的礼教，或者，阅读的是不同的书籍，甚至崇拜的英雄人物都大相径庭时，还有什么能让他们彼此走近呢?
我们俩都想搜罗到一张吃饭的桌子。
偶尔驾车经过的那家家具店上面，挂着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黄字，宣称我们的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所有人的繁荣富强。勘测员时不时地会下车，进去问问有没有桌子。他们总是没有。门上的那个夸夸其谈的宣言在嘲笑我们，这我们知道，生活在这个擅长书写标语的政府下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感到了羞辱，我们都对羞辱我们的人心怀蔑视。但是，蔑视和羞辱并不能让人们振奋，从而让心与心靠得更紧。
有时，像别人一样，我也可以审视着我们两个人。两个年龄不同、地位有别的人；两个携带着破旧的工具和多彩的石碑，穿行在沼泽地和甜菜园，行走在乡村的人。
年长的那个，他想知道年轻的那个如何看待世界，是不是想就国家的现状责备年长者。年长的甚至都准备好了，当自己被质问时，该如何辩解。他会解释说，战争对他，对他的祖先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承受了多少焦虑，又描绘了多少虚幻的乌托邦世界。他会告诉他，每一个乌托邦世界是如何蒙住了他们的眼睛。
他担忧着年轻人将质问他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可他更担忧年轻人质问他的那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那些问题从来就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也许，那些古老的谎言、政变、恶行、论战、幻觉、严刑拷打、欺诈，还有那些罪行，再也不能提起他的兴致来，就像眼前的，甚至包括过去的那些战争。也许，在年轻人看来，在头顶笼罩了一生的乌云就是天空的自然的色彩——如果他会抬头看一看的话。
一天，两个人在树林里迷路了，他们开始朝着错误的方向下山去。自然，年轻的那个拿着水准仪和秒表，年长的那个拿着钢丝刷、大砍刀、漆盒和油漆刷，但是所有这些都无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道路。
年轻的开始不安了。他得对这项工作、对停在一块地里的车负责。他建议照他们的旧脚印走，但年长的不太赞成。他不想再走回到山上去。于他，在树林里荡悠远比在地上挖坑、埋水泥板更有意义。他建议他们接着走；最后肯定可以走到一个地方去。
可要是我们越走离车越远怎么办?年轻的反对说。
别惦记那个车了。
这答案让年轻的吃了一惊，但，接着他说：我懂了，你想找到什么呢?
他问到点子上了。想找到什么呢?惊喜?没有被勘测过的乡村?希望?
年轻的在等待回答。他这一生，还没碰上几个让他想得到一个有意义的答案的人。他当然受过教育：针对他生活的世界，他们教给他一些公式、一些实用的信息、很多盲目的崇拜和一半是假的真理。在家里，他们培养他诚实、勤奋。为了生活，必须工作。但是，为什么要活着，他们没有讲，或者他们也不知道。
也许，年长的有些经历，有些知识可以讲述给这位年轻的朋友听——也许，这就是他来到这儿的理由。
但是，年轻的没有什么答案，所以，他耸耸肩说：“就按你说的吧。”
于是，他们又上路了，不知道会走向哪里。树林渐渐稀薄了，空气中开始飘来一种奇怪的气味，有煤，有烟，甚至还有硫磺的味道，好像他们不是走在树林里，倒是在赶赴一场大火一般。
他跟着我这么走，是个好现象，年长的心里想。他说：“这种测量的工作会无可避免地这么继续下去，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年轻的没明白他的话。
“当我们努力去描述地球或物质的组织形式时，”年长的解释说，“我们变得越来越精密了。我们永远都在寻找更小的微粒，但我们似乎不能改走其他的方向。”
“可是，”年轻的反驳说，“我们一直在发现新的星系啊。”
“我没有思考星系，我想的是，超越了自身，我们还有什么，我指的是超越个人。”
年轻的点点头。
“从小到大，我一直相信，超越我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年长的说，“战争爆发时，他们把我们关起来，他们几乎杀了我们全家。在那之前，杀戮就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着。从中，我父亲证实了他的信念：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决不会允许这样的暴行、不公正和毫无意义的杀戮存在。可是，从中，另外的人却认为是上帝在惩罚人类的罪孽。毕竟，在《圣经》里，对于否定上帝的惩罚之一就是杀戮儿童。”
他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不是谈论那些抽象问题的合适的时间。年轻的默默地选择了其中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战争结束后，”年长的回忆道，“我认识了很多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曾被荒谬而蛮横地关押起来。我们那个房东的十七岁的女儿也未能幸免。”年长的没有讲出当年他曾一直想对那姑娘求爱。他只说，多年后，当她回来，把她在集中营里所遭遇的非人的拘禁告诉他时，她说，那一段经历让她明白了一件事：人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这是在胡说八道。
“这想法挺有趣，”年轻人说，“有时，人类确实比动物更残忍。不久前，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过，英国有个男人杀了一个女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就当着她的孩子的面；接着他回到家，开枪打死他母亲，然后继续他的暴行，又杀了14个人——他这么做，全是为了寻开心。”
就这种变态的持枪杀人者，他们谈论了一会儿，无外乎两种情况：戴着蒙面罩的，穿着一身制服的。年轻的好像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他喜欢下象棋，觉得就这么谈论那些遥远的暴力挺开心。年长的呢，因为谈话偏离了主旨而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