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自我近代史
作者：真如行
作者最初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是在中学时代，位于内陆的出生地尽管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土地贫瘠，但数十里外堪称绝景的蓝色大海，携着天空的云彩和五彩斑斓的彩虹，却给了她相当的文学滋养。进入她从大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以《无顶之屋》获得由《文学思想》杂志社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新人奖，正式走上文学之路。在之后发表的中篇小说《有没有升降机的屋》和《花儿盛开的村庄》中，她初步确立了自我风格，即通过现代都市的平常生活，表达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迷惘。1997年，她加入韩国文人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从此活跃于文坛。同年发表的短篇《大地上行走的鸟》与翌年发表的中篇《鸟的悲鸣》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对作为“鸟”的对照物的都市生命形态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作者创作眼光进一步成熟，开始转向对人间生命本相的探索。1999年，真如行推出长篇小说《桂花飘香》，受到瞩目，评论家丘仁焕给予了高度评价：“集团社会和构成集团社会的个人不断地追求变化，可是这个变化决不是朝着集团社会和个人希望的方向变化。年轻女作家朴明爱道破了这一点，她的眼光是犀利和崭新的。在她的作品中，她描写了一个人在与家人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可这些只是表面的意义。其实她最终追求的是用小说去研究集团社会和个人如何和睦相处的问题。世界日益开放化，个人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激烈地竞争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着，还是为了自己所属的集团、社会和国家而活着呢？作家为了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引出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她的这种小说手法不是那些只描写私生活的一般女流作家的手法，她的范围是宽广的。”对于她2001年的长篇小说《油菜花合唱》，评论家尹弘老也表示了赞赏：“在潜在的意识里头隐藏着幼年期的荒野。这个女作家从来不说有关自己故乡的事情，在虚构世界的作品里也不乱说，但隐隐约约象征着的东西最终还是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在2002年的《星宿海》中，她又极富真实感地描述了韩国当代中年人的苦恼及大学生的挫折和希望，引起强烈反响。她的主要作品另有小说《云海》、《春水》、《文字消息》、《网络恋人》、《自由人》及散文集《沙漠的诱惑》、《我见了长江的灵魂》和《茶和秋雨》等。
真如行通晓中韩两国文字，在创作的同时也致力于向中韩两国读者分别介绍对方国家的优秀当代文学作品。她译介过的韩国当代作家有崔秀哲、尹大宁、崔齑、金源一和崔一男等，韩文译作主要有莫言的《酒国》。这篇《自我近代史》，就是她自己创作和译成中文的。
编者
真是奇怪的事情啊！不管是什么国家，其古代史都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形成了重重叠叠的山脉，沉积下形形色色的事件。因为这些，历史才显得沉重起来。但是，并非因了古代史的苦痛，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心中才会也有挥之不去的、斑斑点点的苦痛。今时今日的苦痛毕竟是源自发生在较近年代的近代史。一个国家的苦痛是这样，个人的苦痛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吧？
那天，我目击了幻变成碘钨灯的我。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碘钨灯，以一种不安的姿态，对着那些不用谨慎小心的眼光瞧天花板的人们，以绝对发现不了的华丽的灯光重新武装着自己。在一个停电的夜晚，或者某个太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玻璃反射到天花板上、把天花板照得透亮的早晨，那碘钨灯并没有被发现其寒碜的样子，仍旧是很危险地挂在天花板的中央。当黑暗降临，人们即使期待他所需要的灯光，也决不会意识到仍在努力支撑着的碘钨灯是有生命的一种存在。而我，也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是有生命的存在，我和这些芸芸众生一样木然。
在换乘地铁前往巴士底狱的时候，街上下起了雨。虽然已经来了十二次了，可在依然陌生的国度遭遇到十二月的雨，终究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我说我要去巴士底狱，罗朗教授并没有向我保证他要等我。虽然我不想记起韩国，但是我想永远记住你的脸。一年前，罗朗在汉城附近的仁川机场向我说了这样的话。来法国的话，一定要来找我呀！如果你在来法国之前用电子邮件联系我的话，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搁在一边，赶去迎接你。罗朗也说过这样的话。
在这冰冷的冬天，我为什么要去法国，为什么非要去巴士底狱呢？我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呢？在等车的间隙，我在这个陌生国家的地上坐下，打开了那可以说是微型电脑、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部分的笔记本电脑。十二月的水泥地像死去的人的心脏一样冰凉。我寒碜地蜷缩着身子坐在地上，打开电脑的窗口之后，敲打着键盘写母语。在路过的外国人眼里，我这样还算不算一个正常人？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似乎没有谁和我使用相同的母语。所以，不管我输入什么单词，他们都不会对我的语言有任何反应。尽管他们眼里的我可能是不正常的，但就是在这种时候，我反而觉得自由极了。
我想知道我是谁，你也想知道我是谁？有着好奇心的我们还是存在的呀！
我点击了一下我用母语敲打出来的字，电脑里就跳出了这样两个句子。我无法确定这些字是自己刚刚输入的，还是原本就储存在信箱里的别人发给我的邮件。惟一能确定的，就是在应该显示我所输入的文字的地方，出现了这两句句子。
我觉得屁股特别冰冷，就站了起来。那在笔记本电脑里面的母语字好像也因为冰凉的水泥地的寒气而扭曲了。窗口闪了一阵，开始出现了奇怪的字，那些读不懂的字变了又变，最终排列组合成了我看得懂的句子——
啊！很孤独啊！如果心生孤独的感觉，那你和我，我们的心脏都要动手术啊！
这些句子像是谁随手记的日记，也像是谁喝了点酒，往我的电脑里错发的一封电子邮件。可也许就是我自己写的也说不定。但不管这段文字的主人是谁，既然已经进到了我的电脑里面，那么即便说不定不是我的东西，也可以算归我所有了。
水泥地还是非常的冰。我渴求那样的地面，每当接触到屁股，都像沙发一样舒适而柔软。这样的地面在哪儿都难以找到。假如能够坐在柔软的大地上，然后每一天再多出几个小时用来休息，我就觉得可以用“幸福”这个单词来温暖自己。看着湿润的大地上冒出新芽，我就可以喊出在我的周围、在这个地球上仍然有真实的存在。然而，在我自己的近代史上、我们的近代史上、我们国家的近代史上，我看不到柔软的大地，因而也无法期待大地冒出新芽的场景。
我收起了我的笔记本电脑。那些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也可以说是来自他人的语言，那些语言里的沉重的感情在长方形的现代工具里面被剥制了，我听到了一种声音。它们被剥制了，只要我不揿按钮，它们就再没有机会向世界展示自己存在的意义。它们自己被剥制了，而我不能拯救那凄凉的存在。我笔记本电脑里面的语言并没有生命。
每当要恢复电脑里面被剥制的语言时，我是不是也像神一样有着深深的陶醉感呢？语言有时比较尖锐，甚至要在人们的心上捅一个窟窿，由此看来，语言真的是与神很接近。和嘴里说出来的话不一样，输入电脑的语言是已经准备好被剥制的并无定性的产物。所以它们的那种苦痛是更深的，并且它们还要在意识到苦痛的人们的心中挖一口井。
在那个陌生国家的水泥地上，我无法像我的语言那样被剥制。即使在我眼前的所有事物都是假象，但是我能意识到我的屁股是冰凉的这个事实。我仍然是存在着的。比起经过剥制的语言，活着的人更喜欢嘴里说出来的语言。我站了起来，为了想要说出那些剥制过的语言。望着走向公用电话亭的人们的背影，我犹豫着要不要给罗朗打电话联系。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在电子邮件里面告诉他今天的这个时刻我将出现在巴士底狱附近。盲目地期待他能出现，也说明了我的不够深思熟虑。
“韩国的近代史是盲目的，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罗朗这样说过。
一位对汉字文化圈一无所知的西方学者所使用的“盲目”这样的字眼，不知道是“没有冒险的历史”的意思，还是意味着“无知一样的冒险”，我一时无法断定。
在巴黎的东西向街道上也见到了在汉城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的公用电话亭，这是幸福呢，还是不幸？我最终没有走向那表面光滑的公用电话亭，而是走向了公交车站。
我手指的好奇心又犯了，在我决定给罗朗家和某大学的东方文学学院打电话之后，拿起电话却拨错了号码。我的这种习惯是突发性的。从一年前开始，手指就老是想往奇怪的地方打电话。这是向一个形态发出的信号。这个形态的年龄性别之类，我不管；这个形态是少年，还是少女、老太婆或者老大爷，都无关紧要。我拨通了电话，并叫形态来听电话，可是却没有把握电话那头是否会很高兴地欢迎我。这是一个死去的形态，没有定性的形态，是离我很遥远的形态。我的意识世界里只存在着想象的事物，没有活着的生物体。所以，我进入公用电话亭，开始输入这样的电话号码：“1122112122……1122112122……”这个电话号码可能是我所发现的、同宇宙的真实沟通的密码，也可能是过去真实地活着的人在临死前说出的最后一串数字。那天我正努力地敲着键盘，脑子里想着一个问题：在贯通了过去、未来和今天，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世界里，是如何表现现在地球上所使用的“真实”的呢？正想着，我得到了答案——“1122112122”。
这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所得到的答案，绝对不是我自己发现的。
那是幸福的一天。我说这一天是幸福的，是因为那下了必死的决心并且富有挑战性的劳动让我很开心。我说的是翻译一位至亲的朋友的作品这件事。说至亲，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经常见面。实际上三年内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也并没说什么话，只是呆呆地坐着喝了一会儿酒，然后就分开了。但是，我理解并消化了他的语言，在他的语言翻译成外语的那一瞬间，我们之间便拥有了共同的领域。这领域任谁都无法入侵。这是连我们那乱七八糟的感情都无法介入的神圣的空间，是一个令人幸福的空间。为了这份幸福，我付出身体状况的恶化来作代价。那天，我极度疲倦，如果像那样再持续几个小时的话，我预感到我会离开地球，去往死亡的世界。我和我至亲的朋友下了一个重要而崇高的决心，那就是要把我们的文章翻译成法语和英语，让全世界的人们了解生活在朝鲜半岛的人们内心有着怎样一幅孤独的风景。蓦地，书桌开始慢慢地旋转起来，接着天花板旋转起来，再来是窗户——我眼睛所能看到的所有事物都开始慢慢地旋转起来。并且，透过窗户看到的那遥远的宇宙也开始以很快的速度旋转起来。短瞬间，我也认为我旋转了起来，我想登上快速旋转的地球仪。所有的物体都在旋转着，丝毫不见停下来的迹象。“太快了！停下来吧！停下来吧！”我冲围着我高速旋转的所有物体大喊。可是，围绕我旋转的所有物体正把整个宇宙卷入速度的漩涡中。速度越来越快，我的头快爆炸了，我的身体就像是磨石上磨着的黄豆一样四散开来。速度还是不减。刹那间，我“砰”一声倒地。我趴在书房的大理石地板上，我那还没有完全爆炸的头狠狠地撞击着大理石地板。就在那时、那一瞬间，眼睛一闪，谜样的数字在眼前闪耀，发着光升向空中。“1122112122……1122112122……”“1122112122……1122112122……”
就像是在医院接受过治疗了一样，过了几天，我又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所说的“正常人”，是现在生活在我周围的人们眼里的正常人，绝对不是存在于无意识世界里的我和你的真实标准。存在于那个世界的我们的正常的样子，并非时间和空间相分离的，也不存在生和死的界限。
这个数字，是否拥有传达体系或者说传达人？分明是有的。我从我平常的一举手一投足中都发现了号码的存在。所以我确信，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头撞击大理石地面的那一瞬间，我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寻找到了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传达的真实的语言世界。那样精确的数字就是佐证。但它要告诉我什么？为了寻找那向我传达数字的存在，应该先把头包扎好。那传达数字的物质存在于很远的地方，是第三人称。暂且称作“他”吧。他在哪里呢？每当我在一个特别的场所停留，我就把他联系起来想。如果一定要和过去的遭遇联系起来回忆的话，和他的见面说不定是在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那天，我们和罗朗一行人一起，结束了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学术大会，前往西安。都已经四月上旬了，天气还是很冷。
我不是从著名大学毕业的著名学者，所以对于在韩国召开的学术会议，我只是个局外人。参加比较文学学术大会的头两天，我也是个局外人。可是过了头两天，外语仿佛在我的肩膀上安了翅膀，有时我勇敢地向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文学界的始祖的法国学者提问题，而且开始能够自由地和外国学者们谈笑。所以，我喜欢我目前这样的隐匿，它让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频繁地与外国学者们见面。对于我的这种行为，在国内的恩师时常发电子邮件提出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