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爱，是无条件的
作者：安东尼娅．尼尔森
“有些家庭就是这样的，”保罗说。这时，她突然打开车窗，用烟斗敲击汽车外壳，保罗后来在那里发现个凹坑。他没有把她在教堂前面放下车，而是提议顺着城市环道再兜一段。索菲利用这个机会蜷缩起身子，舒舒服服打了个盹。她的手握成拳头状，顶在下巴上。嘴巴微张，双目紧闭，她可能只有十岁或十二岁，一个寻常的可爱的孩子。她对保罗的完全信任，让保罗感到害怕。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或者，她认为的那样，会如何呢？
四月，当《奥赛罗》上演时，他给索菲一张票。像一个高中男生一样，他等待着她出现在观众中，坐在他预定的座位上，让他数月以来的幻想成为现实。当他读高中的时候，在那里，远大抱负和低调期望发生冲突时，他感到失望，同时，也看到事实确实如此：没有女孩，没有谄媚，幻想无法实现。
一周后，他接到她的电话，她听起来非常痛苦，但他很难表现出矜持。她是从韦斯特海默一个麦当劳快餐店里打来的。“我感到热，”她说，不是激昂热情，而是无精打采。当他把她扶上车时，她的额头碰到他的手腕，烫得很，虽然他并不知道他为何这样——这只是他母亲的另一个姿势。在公寓的车道里，在确定克拉穆和希拉不在后，他匆忙地把东倒西歪的索菲扶进屋里，她的屁股摇摇晃晃，挤压在金属腰带上时，想必一定隐隐作痛。一进屋，他就拉上窗帘，打开壁炉，让她躲在他自己温馨的家里。她吃了三粒阿司匹林，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后，躺在蒲团上，头上盖着一块湿敷布，赤裸的双脚，脏兮兮的，呈八字型。
“我睡不着，”她说，“有两天了，他妈的，我就是睡不着！”
“你吃了什么东西了？”保罗问。
“什么也没吃，”她叫道。但后来她改口说，吃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不多，但肯定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也远非通常的食品。他不敢叫她换衣服，虽然，她的衣服已经散发出异味了。床单和床板不配合，随着她的翻来覆去，老是滑落下去，要不断地重新铺好。在厨房的洗涤槽里，他用小锤子把一些小冰块砸碎，给她吃，给她驱热，滑爽的冰水从他颤抖的手中流向她粉红的舌头。当她的嘴巴合上，含住他的手指时，他浑身一阵颤栗。他暗暗发誓，只要她有一丝幻觉或发作的迹象，他立即送她去看急诊。
“我一直在胡思乱想，停不下来，”她说，“我只是不能放松。”尽管她已筋疲力尽，但仍然十分清醒，这让她大哭起来。保罗知道这种感觉。他坐在蒲团上，挨着她。
“我小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回忆，“我母亲常常这样做。”他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试着像他母亲一样镇定，空气中似乎漂着一股香烟的味道，他母亲的话像萨克斯的一个音符，丰富而持久。“想象自己躺在一片田野里，”他开始了。“到处是青草，脑袋和双手下面广阔的土地，头上的天空。微风习习，还有——”他即兴发挥——“风拂动的声音。”（院子里传来希拉和丈夫轻轻的叮当声）“你想你很放松，躺在野地里，揉捏你的脚趾头，捏啊捏，然后，让它们去，就让它们去。它们就会感觉它们要飘走……”脚踝，大腿，髋部，锁骨。他沿着她的身体向上，从脚趾头到膝盖，到肋骨，再到面部。当保罗给索菲施“魔法”时，他的呼吸徐缓下来。他曾经是他母亲最小的孩子，她惟一的儿子，他的三个姐姐，像野孩子一样，夜里还在外面游荡，让保罗和忧虑的妈妈在家等着她们回来。当他睡不着的时候，当他生动的幻想使他疲惫不堪，噩梦在他紧闭的眼前恐怖地晃来晃去，把他惊醒的时候，他大声喊他的母亲，而她就坐在他身旁，招来青草茵茵的野地，舒适的微风，浮动的云，阳光，还有睡眠。
“你是谁，瑜珈高手？”索菲说，声音里含着笑。但她按照他的命令握紧——放松，抓住——放开。宁静征服了他们两个。炉火摇曳着。远方传来海妖的哭声。终于，她睡着了，拳头和往常一样顶在下巴上，四肢仍恣意地抽动着，药片在她体内产生作用，弹跳着，虽然，她自己并没意识到。保罗呼吸很沉，和他的客人一样，他几个月以来都没有这样平静了。或许是因为他确信她是安全的，她就在他上了锁的客房里，在他的身边，或许是他已故的母亲突然而至，陪伴在旁。
“给他，”她后来说梦话，“他可以拿走，我不要。”然后，挥了一下手，手滑下了蒲团，伸到地板上。
他打开收音机，调到爵士乐电台，看着窗外闪烁着波光的游泳池，等着天明——等着阳光，退热，等着任何转向乐观的事情的发生。克莱穆和希拉回来时，他们的灯亮了，整座房子变成了一所玩具小屋，电灯突然照亮又熄灭，反映了他们惯常的动作，心不在焉地穿过一扇扇门和一个个大厅，东西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钥匙，邮件，洗熨，喝水，从楼下走到楼上。他的生活和他们相似吗？房子，游泳池，妻子，日常事务？这间客房是给他们的孩子——那些终于长大了的孩子，和未来可能会有的孙儿们偶尔回来住的。
当索菲滚到蒲团的另一边，又更沉地睡去时，保罗关上了炉门，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低，脱下外衣。他穿着拳击裤和T恤，小心地躺在她身旁。她背对着他，手现在是放在屁股上。他把头枕在她的枕头上，根据她的睡态调整自己的姿势，闻着她头上混合的气味——化学用品，烟草，汗，还有她穿耳、鼻孔的各种各样金属的味道。他躺了很久，慢慢地把手伸向她的手，最后，盖在她的手上，这时，她的手握成拳，蜷缩在他的大手中。她自然地弯曲身体，靠在他身上，她本能的反应是欢迎，而不是拒绝，是接受热源的吸引。有一秒钟光景，保罗不加思考地做出回应，把自己即刻勃起的身体抵在她裤子的接缝处，被她镶满铆钉的腰带弄疼了。如果他闭上眼睛，任由自己假装，他可能会继续下去，可能会告诉自己，她和许多其他更坏的人做过这种事，而且她事后很可能也记不起来。相反，他翻过身去，友好地背对着她。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他也明白自己在眨眼，然而，很快地，他就回到他们俩栖身的草地，看着云朵，她在他身边和他一起飘忽着。
天亮了，她已经走了。他昨晚可能是做梦吧，但身边的一切证明昨晚的事确实发生过。他打她的手机，只有含混不清的语音——“嘿，给我留、留、留言。”然后，他开车去教堂，但那只是一种感性行动而非理性。他想，现在，他就像她的父母，处于一种不利地位，找寻着她，却慢了几步，他痛恨自己让她溜走，形象地说，从他的手指间溜走。
“我们的朋友哪儿去了？”他对着侏儒喊。而侏儒习惯性地做个“你在和我说话？”的姿势，然后一脸勉强地一瘸一拐来到保罗的汽车前，对他皱着眉。“我们的朋友索菲，”保罗解释道。侏儒的额头立刻暴出两个寸把高的青筋结，血管在紧绷的皮肤下清晰可见。保罗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哇”字脱口而出。他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尽管，索菲耐心地告诉他她所有朋友的名字，但保罗总是只能记住他们的绰号，侏儒，公鸡，溶渣堆，大自然先生。这时，其他人慢慢围了上来。如果他们断定就是保罗要对索菲的失踪负责的话，他们会怎么处置他呢？
“滚开，你这个家伙，”公鸡说。他实际年龄要比保罗想象的大，头顶正中梳了一个挺直的鲜亮橙黄色的莫霍克人的髻。文身从衬衫领子下蜿蜒而上。当他沿着蒙特罗斯食品店走过来时，他在前面挥舞着一根汽车天线，仿佛是在丛林里开路似的。他和侏儒还有其他五六个人已经包围了保罗小小的汽车。不知是谁猛地一脚踏在后面的保险杠上，汽车严重倾斜。
“你们是怎么回事？”保罗对着他们说，试图寻找同盟，“你们这些家伙看到索菲了？紫色的头发？”
“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她，她是和你在一起的，米亚塔，”有个人说。他们于是也这么叫他。这很公平。公鸡把手伸进口袋，保罗退缩了，害怕他有枪或者刀子。但他拿出了一个手机。“是你给她打电话？”保罗盯着索菲的手机。“她让我给她接听电话的。”他把这个小小的手机贴在面颊上。“请不要挂断。”
“她在哪？”保罗问。但没有人回答。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小学校里，面对的是一群不按成人规则游戏的嘲弄他的孩子。如果他下车来夺这个手机的话，他们就会把它传来传去。突然，他发动了汽车，从踩在保险杠上的脚下逃脱了去。
为什么这次这么急切，他问自己，把车速升上三档，接着升至四档。之前，他有数天、数周都看不到她。然而，他觉得他必须告诉她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什么也没做，他会说。我是个好人。什么也没发生。
几个星期以后，当保罗在休斯敦的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天深夜，在保罗最后一次聚会散会以后，她给他打来了电话，含混不清地说：“嗨，我在监狱里？”她的手机里只有他的号码，这是他买手机时设置好的。当手机在那一帮家伙手里的时候，他接到过几次无意中拨通的电话，他们在那头又唱又叫，大街上嘈杂得很。
他在存放全部家当的几个箱子之间的隐蔽处把衣服穿上。就在出发前，她又打来电话，告诉他她刚才搞错了，她在医院，不是监狱里。
她乘车时，被发现从她衣袋里掉出一些违禁物品。她坐在车上，到了终点站，没像其他乘客一样下车，而是又回到起点站，然后公共汽车司机把她送到城里的警察局，她被扔进一间牢房，那时她还没有完全清醒。她不告诉他们她叫什么名字。保罗猜想，她父母提供给警察的那张她上学时的照片，和现在的她已经一点也不像了。
有人殴打她，或发生了什么事，她跌倒了，跌落了上面的一颗门牙。她的眉毛上有血迹，大概是上面的一只小环被扯掉了，血很多，满脸都是，吓得囚禁她的那些人赶忙送她去医院，她才没有被留在监狱里。时值一个潮湿的五月的凌晨四点半，保罗开车去接她。
“保尔，”她说，“你没有戴手套。”
在地下室门厅微弱的光线里，他看着自己的手，好像记不得手上到底有什么。“为什么我要戴手套？”
“别人都戴的。”她说话含糊不清，还有点咬舌。她连站都站不起来，这吓坏了保罗。护工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新鲜或有趣的情况，保罗得以留在忙碌的门厅，坐在她身旁，护工在做着调查记录。她穿着两件薄薄的医院里的罩衣，手上戴着一个表明身份的链子，上面写着简 · 多伊。
“你必须告诉他们你叫什么名字。”他告诉她。
“不。”
“那么，我告诉他们。索菲 · 冈恩，”他对一个经过的便衣警察说，“她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就这样，他看着自己加入了另一方，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他感到一阵轻松，自从二十年前他去教堂的忏悔室以来，他一直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十八岁了，”她口齿不清地说。“到五月一日，我就十八岁了。五月的女王，”她补充道，刺耳地笑着。
警察等着他们俩如实叙述他们的故事。年满十八岁意味着父母可以不被通知，但对她的指控将不在青少年法庭，而要移送到成年人法院了。而且，如果她不是很贫穷，急诊费用也要她支付。
索菲开始呕吐。两个男人立即躲开了。她捂着嘴巴，摇晃着向女厕所奔去。保罗和那个警察看着她消失在厕所的门后面。“她的父亲是博比 · 冈恩，”保罗说，“如果你不能，我给他打电话。”
“如果她满十八岁，就不需要找她的爸爸。”
最后，保罗给玛丽 · 安妮打了电话。很自然地，没有通知冈恩夫妇。她一点也不惊讶地接了电话——她一直在等着医院的电话，通知她的外孙安全出世。
“是我，”保罗说。“我和索菲 · 冈恩在一起。”他的解释简短，平淡，可疑，却又真实，但他太疲倦，没有修饰，他也很快就要离开休斯敦了，他不会真正顾虑玛丽 · 安妮如何想他。也许这是成年人的另一个特征——不在乎。她找到冈恩家的电话，并祝他好运。电话铃响了很久，他们才醒过来接听。很明显，他们对听到女儿的消息已经没有多少热情了。
“什么事？”她的父亲咕哝着。
“我找到你女儿了，”保罗说，“她现在和我在一起。”
但这不是事实。她跑进洗手间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保罗身边的位子上。警察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叠文件，他沿着坐满流血和缠绷带的病人的门厅走过来，一边喊着她的名字。“冈恩，”他叫着。附和着他重重的脚步声，门厅里回响着“冈恩。冈恩。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