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伯尔文学专辑
作者：海因里希．伯尔
曲线爱国
伯尔在自己的国家里不是顺民，对什么都持批评态度：批评国家，批评社会，批评教会，批评大众传媒，声讨战争。他在乌珀塔尔剧院落成典礼的致辞中说，和艺术打交道的人不需要国家，“在国家也许存在或者应该存在的地方，我看到的只是权力的一些腐朽残余”，“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种教会，从来都不会对爱有所理解。国家和教会所能容忍的仅是两种情况：婚姻或者卖淫”。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使在座的绅士淑女相顾失色，也为论敌提供了炮弹。在这里应该看到的是他对权力的横暴与腐败的憎恨，和对艺术自由和真实感情的珍重。一提到国家，他便想起第三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在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要求德国人民为侵略杀戮作出牺牲的。因为他对国家没有好感，坚决反对被爱因斯坦称之为“麻疹”的民族主义，又常常“攻击”德国，致使人们怀疑他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在《德国忆往》中，记者温岑就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请看伯尔的回答：
“……我当然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说德语，我写德语，我作为德国人而生，而且我从来没感到自己是非德国人，这怎么可能呢？不过对我天经地义的是，这当中没有任何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民族主义的成分。”
伯尔的全部作品都表明，他对故乡、对祖国、对人民、对小人物、对正义有着深沉的爱。他的爱往往以“攻击”的形式来表达的。攻击权力的滥用，教会的虚伪，攻击使德国陷于灾难并给他国人民带来浩劫的民族主义。“啊，祖国！”他很少这样直抒心臆，而是冷静地将德国体内的毒瘤操刀一割。我们可否将此说成是“典线爱国”？无独有偶的是，海涅这位德国伟大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诗人也是如此。他对德国爱得深，恨得也深。他的爱也往往以恨的形式表达出来。他曾这样描绘普鲁士的形象：“大肚皮，大嘴巴，高大而伪善的军汉，手持军棍，在用它打人之前，先在圣水里浸一浸。这种哲学基督教的军国主义，这种啤酒、谎言和沙子的混合物令我厌恶。讨厌，太讨厌了。”沙文主义者，伪善的资产阶级学者诽谤他不爱国，是“没有祖国的家伙”。对于这样的普鲁士国家他不仅不要、不爱，而且还要与之进行殊死斗争。他一再阐明，他对爱国的理解和那些民族主义分子是截然不同的。在他看来，对德国人民所建立的一切伟大和壮丽的事物怀着崇敬之情，对其语言和博爱思想怀着崇敬之情就是爱国。海涅、伯尔和最近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曲线爱国的典范。
伯尔和学生运动
伯尔的小说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甚至以时事为题材。他对重大的社会事件从不回避，而是主动介入，“引火烧身”。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德国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伯尔也没有置身事外。他为此写了大量的文章，还参加了示威游行，甚至和人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关于当年的学生运动的评价见仁见智，人言人殊，至今没有什么定论。在《德国忆往》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谈到了这场运动，我想对此多费些笔墨。这个运动起始于美国青年对越战的抗议，但在德国，人们所反对的不仅是越战，也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反对腐朽过时的教育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压榨剥削、反对纳粹的东山再起，呼唤基层民主，要求性解放，等等。学生崇拜的英雄是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罗莎·卢森堡。中国文化大革命对德国的学生运动也有很大影响，学生们挥舞着毛主席的小红书走向街头，自发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在工厂里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他们实际上是法兰克福学派为理论指导，故又称新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马库塞、阿多诺、霍尔克海默和哈马斯等。德国的学生运动在规模、深度和广度上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均不可同日而语，故德国人称之为“迷你文化革命”。到了70年代，学生渐渐分化为三股力量：一为“红线”，一为“绿线”，一为“黑线”。红线者是K字当头的小组，亦即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小组，其影响日渐式微；绿线者是向环保发展的一族，即现在德国绿党的前身；黑线者是搞恐怖活动的一群。《德国忆往》中所提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即被列入黑线，该集团亦称为“红军派”。
在这里我们应该弄清的是，伯尔并非为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辩护。伯尔反对一切暴力，包括恐怖集团的暴力在内。也不认为他们的纲领有什么高明之处，反而说“非常抽象，非常荒谬”。伯尔所强调的是要公正地对待他们，要将刑事犯罪和政治活动区别开来，更不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他们扣上刑事犯罪的帽子以便惩处。他认为学生本来是好意推动变革，而新闻界特别是施普林格所控制的《图片报》对他们特别反感。该报造谣生事，煽风点火，危言耸听，蛊惑人心，欲将学生置于死地而后快，故而伯尔说，施普林格是以笔杀人。伯尔对某些恐怖分子有着个人的同情，他称乌尔莉克·迈因霍夫是绝无仅有的笔杆子，是社会变动的理论家，“而她也并非鼓吹任何暴力”。穷凶极恶的纳粹分子可以获赦而为改革走极端的学生却得不到赦免，伯尔感到不平的是这一点。这里透露着他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尊重。
伯尔笔下的战争、命令和责任
伯尔无疑是反战的，但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战争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捉摸不定的神秘现象，是残酷的命运所使然，无法把握和分析。战争似乎不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是一种从天而降的可怕的瘟疫，其凶险的现象可见，其原因却难以探知。年轻的伯尔表现的不是人如何进行战争，而是战争如何捉弄人。他作品中的人物遭到践踏和驱使，他们喊叫、祈祷、绝望、死亡，可他们不去行动，他们忍受，似乎要尽情品味苦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将战争分成了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两种。
杀人如麻的纳粹从不承认杀人的罪责，而是以执行命令作为一切罪责的遁词。阿道夫·艾希曼被推上了管理死亡的位置，在他手下丧生的犹太人有600万，相当于汉堡市的人口。在第三帝国行将崩溃之际，艾希曼曾说，他将笑着跳进坟墓，因他欠着几百万条人命，而这使他心满意足。战争结束后，他从美国拘留营中逃出。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将其抓获，押回耶路撒冷，交付法庭审判。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审判期间，伯尔挥笔写就《命令与责任》一文。对所谓 “执行命令”进行了猛烈抨击：“艾希曼是奉命行事的，命令一词在法庭上将会十分频繁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执行命令、传达命令，而脏手的活儿则由数不清的侦探和刽子手替他完成。”几年后，伯尔在“法兰克福讲座”中写道：“执行命令从来没有出自仇恨或者狂热，而是执行命令：破坏睦邻关系、破坏信任、破坏信仰。每一次杀害、每一顿暴打、每一次脚踢 ，所有这一切都是执行命令。”然而很多命令并没有被执行，没有去开枪，没有去爆炸，没有去放火……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死里逃生，城市和桥梁才免遭摧毁；“违抗命令不愧是光荣的过失”，“艾希曼在一个拒绝服从命令属于高尚品德的时代扮演了服从命令的角色。”
伯尔之语言道德观
伯尔在《德国忆往》中强调，语言重于“民族归属性”，“祖国、民族这样的概念本来就是第二性的，几乎是肤浅的”。用某种语言写作乃是“认同某一族群的最高形式”，“语言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护照、身份证或者选票”。伯尔自称“是一个热衷于和语言打交道的人”，对语言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在《语言作为自由的庇护所》一文中认为“语言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比如说，说出或写出“面包”一词，很少有人会想到它的分量，“其实为了它，历史上出现过战争，也出现过谋杀”。而语言一旦为野心家、阴谋家所滥用，那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舆论机器会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出语言，每分钟高达四百、六百、八百之数，任何类别的公民都可能因为语言而遭毁灭。我只需提一个词：犹太人。到明天可能是另外一个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者共产党人，顺民或者持不同政见者， ‘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