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伯尔文学专辑
作者：海因里希．伯尔
战后的德国是一片废墟。以科隆为例，战时遭到256次的轰炸，至少 2万人丧生，7万座建筑受到60%— 100% 的破坏，人口从战前的70万降到1945年4月初的2万人。被摧毁的还不仅是有形的建筑，随着纳粹编制的神话一个个破灭，人的信仰、信念、价值观也受到致命的打击，心灵上形成了废墟，“废墟文学” 由此应运而生。
雕花木匠的儿子扛起“废墟文学”的大旗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 ll, 1917—1985）出生于科隆，父亲是雕花木匠。经济危机年代，父亲用手推车从银行推来钞票，给木匠铺子的伙计发工钱。母亲将厨房视为她的领地，善做家务，头脑清晰。伯尔对其母有很高的评价：“我的母亲是一个天资聪颖、感情细腻、热情洋溢的女子。如果她不陷入奴隶式的宗教教育而不能自拔的话……她会一鸣惊人的。”希特勒上台后，她评论道：“这意味着战争。”
伯尔1938年注册科隆大学，翌年应召入伍，先后被派往波兰、法国、苏联。1944年3月，他在德国本土被美军俘虏，旋即被送往设在法国的战俘营。他四次受伤，一直拒绝当军官，逃避军务，曾申请离队读大学，并多次涂改病假证明，在部队里，他给家人和未婚妻安内玛丽·策禾每天写信，并于1942年和安内玛丽结婚。
伯尔1936年就开始写作，常常通宵达旦地写，曾在14天之内写出4篇作品。他到处投稿，总是一篇篇被退回；白天还要打工，为衣食奔波。他为邮资和旅费发愁，否则他会将稿子投到更多的地方，或想到慕尼黑、汉堡、卡塞尔和编辑去面谈。
1947年5月，伯尔在《莱茵商神报》上首次发表作品，这是篇小说，原名为《在障碍墙前》，后被删节得面目全非，并改名为《史前时代》。他写第三帝国时代，写战争，写战后的经历。他要回忆，他要追寻，他要探讨，他要提出问题，他要解答问题：
“1945年以来，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早期作品，被试图概括为废墟文学，大家对此没有反对意见，因为这有道理：我们所写的那些人物的的确确生活于废墟之中。他们来自战争，男女一样受到伤害，儿童也不例外。他们目光敏锐：他们观察着。他们绝非生活在康乐之中。他们的周遭，他们的状况，他们自身，他们周围的一切，丝毫没有田园牧歌的意味，作为作者的我们和他们的感觉极为相近，以致大家息息相通……当然首先是处境独特、值得反思的我们这一代人返回了家园。
我们写战争，写还家，写战争见闻，写还乡所见：废墟！于是这年轻的文学有三个称谓：战争文学、还乡文学和废墟文学。
这样的文学有这样的命名是对的。曾经有过一场战争，而且一打就是6年，我们从战争中返回家园，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我们写废墟。然而奇怪的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人使用这些名称时，总是以一种责备的、近乎中伤的语调。人们似乎并不要我们为战争负责，对一切都夷为平地负责。人们怪罪我们的显然是我们看了，一直在看；我们没有把眼睛蒙上，我们还在看，一双好眼睛倒是作家所必备的工具啊！
我们认为，将同时代人诱骗于田园诗中是一种残酷，一旦从梦中醒来，将是可怕之极，难道我们真的要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吗？……”
这是伯尔在1952年《关于废墟文学自白》一文中的话，在写作实践中他忠实地执行了“自白”。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很难发表。他被告知，读者不喜欢“废墟和饥饿”，要的是“光明和安慰”。热战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冷战。德国军国主义蠢蠢欲动，“重新武装”已成当务。直至1952年，还不断有人告诫他，要忘记战争和废墟；宗教界提出要“往前看”，要看到重建的成就，要看到积极方面，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伯尔强调：“作家要面对过去，为的是从过去中探索当前的原因；作家面对当前，并要解放当前；作家支撑着未来，并要揭示其秘密，以使当前知道，要做何等样的准备。”“作家的眼睛是不可贿赂的”。众青年作家纷纷支持伯尔，伯尔扛起“废墟文学”的大旗，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从科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手戴智者纳旦的戒指，为小人物立生命
伯尔作品生前发行数千万册，被译成40多种文字。伯尔在战争的6年中只是普通一兵，可他拿起如椽之笔，“横扫千军如卷席”，冲破误解的坚冰，日益为世人所认同，声誉日隆。在华沙，在纽约，在莫斯科，在斯德哥尔摩，所到之处他都受到欢迎，甚至以色列也把他当作朋友。人们不仅把他看成是作家，更视他为战后德国的代表。
伯尔能够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笔下人物都是普通人，小人物，畸零人。很少见到有高官富贾，大款大腕，明星名流，登堂入室，成为主人公。他着意描写的对象对当代社会无法认同，面对邪恶不屈膝，不投降。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很容易找到知音。再者，他的作品注意教化作用，人称他为“道德家”，“人民教育家”，这也有助于他作品的传播。除了如此的文品之外，还有人品这一因素。他仗义执言，言人所不能言；稿费足以使他致富，可他仗义疏财，乐于助人。伯尔有个名叫昆茨（Ernst Adorf Kunz,1921—1981）的生死之交，1953年失业。伯尔成名之后，作品忙不迭地发表，他要昆茨夫妇出任他的经纪人，主动提出对半分成。昆茨自己也写故事，有的作品还得了奖。伯尔和昆茨在战俘营中所建立起来的友谊经受了考验，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说伯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具有侠义之风当不为过。
伯尔为普通人立言，其行为举止也一如普通人：不装腔作势，正直实在，幽默自然；他不善于自我保护，常有失误。他是一个从不会矫饰的性情中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唤起信任。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曾说伯尔手上戴有一枚智者纳旦①所言称的戒指。传说谁有信心、有真心戴上这枚戒指，谁就会获取神和人的爱戴。对伯尔来说，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个真字。他创作凭的是真情实感，他对人真心实意。真心带来信心，他带着辉映着人格魅力的戒指所以到处受到欢迎。有的论者认为，德国战后文学人才辈出，论创作成就不少人和伯尔不相上下，然而伯尔却是最受人爱戴的，因为他拥有这样一枚戒指。
积极干预生活
有些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创制空灵的作品，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意在不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此无须拍案惊奇，这些作品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要引发振聋发聩的作用则难矣。伯尔之所以在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影响的第四个原因，便是他反上述艺术家之道而行之。他是入世的，他积极参与和干预社会生活，更为积极地进行社会批评。他将矛头指向战争和暴政、贫困与剥削。一夜之间，他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言人。全世界都将他看成是道德法庭，自托马斯·曼以来，有此殊荣的德国作家惟伯尔一人。
伯尔对生活的干预，不仅流露于他的小说，而且还贯穿于他的演讲、随笔、散文及访谈中。在上面提到的《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中，他曾这样谈到狄更斯：“在这些小说中，他写的是他看到的一切。他的眼睛深入到监狱、贫民窟和英国的学校之中。这个年轻人所看到的东西没有多少是能让人感到高兴的。他把它们全都写了出来。奇妙的是，人们翻阅他的书，许许多多的人阅读了他的书。这个年轻人成功了。他获得的是一个作家积少成多能达到的境界：监狱制度得以改革，贫民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它们都发生了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的文学是要“载道”，是要对同时代人发生作用，是要教育人，亦即要为改变社会、改变生活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