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伯尔文学专辑
作者：海因里希．伯尔
坚决维护艺术的尊严和独立性
伯尔认为艺术是天然自由的，他在《艺术的自由》一文中提出，艺术是“地球上惟一可以识别的自由显现的形式” ，“艺术家所接受的特权越少，他就越是自由”。他强调作家不能屈从于权势，更不可趋炎附势，否则就会犯下“可怕的罪行”，这是一种无法量刑的罪行，甚于盗窃和谋杀。艺术家依从的是良心良知，他“可以有错，但在他发言的那一刻，他必须相信自己所说纯属真实，尽管此后可能证明是错误的。但他不能总是以错误难免来开脱自己，否则就是极端的不诚实，这正像一个人在造孽之前就准备好事后如何忏悔一样” 。他说诗的理性是“谦卑”，然而这种谦卑“永远只能对下而言，不可对上而言。它身上包含着尊重、友好和公正，还有去认识和被认识的愿望” 。
伯尔强调艺术要有个性，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它是拥有和保持生命的很少可能性的一种。正如生和死之间的一切很少成为例行常规一样，艺术也很少成为例行公事。当然，有的人天天过着一样的日子，只是他们不再生活着。有的艺术家成了墨守成规的大师，他们也不再是艺术家了，只是没有向别人向自己承认这一点罢了。并非有了败笔才不是艺术家，而是在他开始怕冒任何风险的那一刻”。
伯尔也主张，文学愈是民族的，就愈有世界性。世界文学不等于大家使用一种世界语的文学。“殊不知，街坊邻居的引人之处恰恰在于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和让人感到陌生的东西。世界文学之所以优美伟大，也正是因为它是一台多声部的大合唱。这种互为邻里的关系并非兵营里的排排蹲坐，从早到晚进行同样的操练，喝同样的汤，唱同样的歌。”
德国评论界对伯尔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既无法给他贴上诸如“左”、“右”、“保守”、“前卫”这样的标签，也很难将他归诸某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派别。但他的中心题目还是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非人化的问题。他要向形形色色使人变为非人的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他曾引用卡夫卡的一段话以表其心迹：“芸芸众生，来去匆匆，大步流星，穿过时间的长廊。他们来自何方，要前往何方？无人知晓。他们前行愈远，便离目标愈远。徒然消耗精力。他们以为是在行进，就在他们迈步行走之际，就已跌入了虚空。这就是一切，人在这里失去了他的故园。”也就是说，人失去了他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伯尔借此呼唤的是人文精神。
有人赞赏伯尔作品的道德感化作用，而对其艺术性则有所贬低。其实没有艺术性或艺术性不高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内容和形式乃为“彩凤双飞翼”，缺一就无法高翔远飞，伯尔作品的艺术性也是杰出的。他的作品首先是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道德家抑或人民教育家的作品。说艺术性高也并非字字珠玑，篇篇精品，他最后的一部长篇《流水景色前的女人》就给人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已六十有七，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使烟毒侵入腿部，第二年他便溘然长逝。
伯尔的不少短篇故事、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广播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译成中文，如空谷足音，似林中响箭，引起欣喜，引起惊叹，令人振奋。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废墟文学”登陆中华大地，与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会师，为我们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借鉴。在伯尔逝世的前一年，日耳曼学学者黄华女士采访了伯尔，伯尔对中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打算来中国访问，不料想天不假年，访华计划也随风而去。在其逝世20周年之际，出此专刊，权作和他相会于中国，以志纪念吧。
最后我还想啰唆两句。我和伯尔的儿子勒内·伯尔相识，他是画家，对中国，对中国的绘画艺术十分倾倒。伯尔的妻子安内玛丽是中学德语教师，精通语法，据说伯尔的作品首先要通过她的审视。她是个极为随和、极为随便、平易近人的女士，我曾和她交谈过几次，使人有种如坐春风，如冬阳暖人之感。令人痛惜的是，去年她也驾鹤西去。
袁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