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玄秘的女阴
作者：董海雅
“那这次你可以见识一下了。好好学着点。”
“那个女孩儿长了……长了睾丸？”
“我们马上就搞清楚了。”
他们对费莉西蒂腹股沟管内靠上的一团组织进行取样，然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才发现它原来呈睾丸状。在那个时候——当时是1961年——这一发现就把费莉西蒂·肯宁顿划归为男性。十九世纪以来，医学界一直都在使用同一种原始方式鉴定性别，既1876年由埃德温·克列伯制定的性别诊断标准。克列伯认为，一个人的性腺决定性别。一旦遇到各种性别不明的病例，医生就在显微镜下观察性腺组织。如果呈睾丸状，则为男性，如果呈卵巢状，则是女性。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一些内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卢斯1961年目睹费莉西蒂的遭遇后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尽管她有女孩子的相貌，也把自己当成女孩看待，可是布德坎德医生却因为她拥有男性性腺就宣布她是个男孩。她的父母都对此提出抗议。该病例的诊断也咨询了其他医生——内分泌医师、泌尿科医师、遗传学家等等，但他们也不能达到共识。与此同时，就在医学界踌躇不定的时候，费莉西蒂开始经历青春期。她的嗓音变得低沉，脸上长了几撮稀疏的浅棕色绒毛。她不再去上学，不久索性连家门也不出了。卢斯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她来医院做另一次会诊的时候。她穿了一件长外套，头上包着一条围巾，围巾在下巴打了个结，把大半边脸都遮住了。她手里拿着一本《简·爱》，手上的指甲已经给咬得参差不齐了。卢斯在自动饮水器旁边撞见她。“水有点锈味”，她边说边抬头看了他一眼，却没认出他来，然后就匆匆离开了。一周后，她用父亲的45口径自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这证明她是个男孩。”布德坎德第二天在医院餐厅里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卢斯问。
“男孩子往往开枪自杀。数据可以证明。女孩子自杀会使用不那么残忍的手段，比如安眠药、煤气中毒什么的。”
卢斯从此再也不和布德坎德讲话了。与费莉西蒂·肯宁顿的相遇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当中，竭力避免此类惨剧再次发生。他一头扎进了对两性畸形状况的研究中，读遍了涉及这个领域的所有文献，尽管相关的资料并不多。他研究越深入，读的资料越多，就越来越深信男女这两种神圣的性别类别其实是虚假的。在某些特殊的基因和荷尔蒙状况下，简直不可能辨别某些婴儿的性别。但是从古至今，人类都在抵制这一明显结论。古代斯巴达人若是生了两性畸形的孩子，就把婴儿丢在陡峭的山坡上，匆忙离去。卢斯自己的祖先，英国人，甚至都不愿谈论这个话题，若不是讨厌的生殖器之谜妨碍了遗传法的顺利运作，他们可能从来都不会提及这个话题。十七世纪杰出的英国法理学家科克大法官在设法了结地产的继承人这一问题时宣布，继承人应当“不是男性，就是女性，应视其主导性别才能取得继承。”当然，他并未详细说明怎样才能决定哪种性别占主导作用。后来德国人克列伯出现，开始着手这项研究任务。而一百年后，彼得·卢斯完成了这一研究。
1965年，卢斯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两性畸形的性学概念》。在长达二十五页的篇幅里，卢斯举例论证了他的观点，即性别取决于具有影响性的各种因素：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荷尔蒙，内生殖器结构，外生殖器，最重要的是，是抚育性别。通常病人的性腺性别并不能决定其性别身份。性别更像是一种母语。儿童逐渐了解自己是男是女的过程，与他们学说英语或法语的过程相仿。
这篇文章立刻轰动一时。卢斯依然记得，文章出版后的几周，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女士们越来越容易被他的笑话逗乐了，明摆着想让他知道，她们还名花无主，偶尔有几次她们就出现在他的公寓口，身上几乎一丝不挂。他的电话更是频繁响起；住在美国另一端的人们，他并不认识，可他们却都知道他，纷纷邀请他参加各种娱乐消遣活动。他们想让他评阅论文，当评委，出席南加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①举行的蜗牛节，并为一个食用蜗牛大赛担当评委，尽管那儿的大多数蜗牛都是雌雄异体。短短几个月之内，几乎人人都抛弃了克列伯提出的单一评判标准，而趋于认同卢斯的多重标准。
凭借这一成功，卢斯获得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开设心理荷尔蒙中心的良机。经过十年坚实而独到的研究，他取得了第二个重大发现：既性别身份在孩提大约在两岁左右得到确立。随后他的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研究基金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纷纷涌来。当时是性学家研究的黄金时期。美国的性解放运动为这位富有魄力的性研究者打开了短暂的机会之门。有那么几年，全国上下都对他的研究深感兴趣，想要揭开女性性高潮之谜，或者探寻有些男人专嗜在街上暴露身体的心理原因。1968年，卢斯医生开了一家性障碍与性别身份诊所，它很快就成为世界上研究和治疗性别不明病例的前沿机构。卢斯治疗过各种各样的病人:其中有患有特纳综合症②、脖子短粗的青春少女，也有对雄性激素不敏感的长腿美女；还有性情乖戾的克氏综合症③患者，他们一律不是搞坏了水冷器，就是总想狠狠给护士一拳。只要一有性别不明的婴儿出生，卢斯医生就立刻被召来与惊惶失措的父母讨论此事。他也接待过一些很想当变形人的患者。他们从时代广场乘地铁到他的办公室，戴着女式长围巾，身上有股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到他诊所看病的人形形色色；卢斯手头有这么一大群人可作研究素材——都是活生生的标本——以前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如此幸运。
那一年是1968年，当时整个世界都在熊熊燃烧。而卢斯就举着其中一把火把。两千多年的男性专制正在火焰中走向衰亡。在他面向男女学生开设的行为与细胞遗传学课程中，女生们上课全都不穿胸罩。卢斯在《纽约时报》言论专栏多次发表个人观点，呼吁修改关于对社会无害以及非暴力性犯罪者的刑法典。他在格林威治村很多咖啡馆都分发了支持避孕的小册子。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轨迹。差不多需要每一代人将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勤奋与时代的需要凝结在一起，才能把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从研究院引入到整个社会文化当中，成为以点点微光照亮未来的灯塔。
从远处的丛林深处，一只蚊子嗡嗡地飞进来，轻轻掠过卢斯的左耳。那是一种巨型蚊子。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只能在夜晚听见它们的声音，像空中割草机一样尖锐而刺耳。他闭上眼缩起身子，立刻突然清楚得感觉到一只蚊子降落在他胳膊肘后面充满血香的肌肤上。这家伙个头太大了，降落的动静很大，像一个雨点打了下来。卢斯向后侧了侧头，眼睛紧紧挤在一起，大喊了一声“唉呀！”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它拍死，却无能为力；此刻他的双手正忙着握住男孩的手，不让他碰到自己的裤带。他什么都看不见。小电筒就躺在他旁边的地面上，发出微弱的光芒。在两人从刚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拉扯中，卢斯不小心把电筒掉到了地上。它现在照亮了一团10英寸长的草垫。可根本无济于事。而且，鸟儿已经又开始喳喳叫了，宣告着清晨的到来。卢斯象胎儿一样蜷缩着身子，警惕地仰面躺着，双手各握着这个十岁达瓦特男孩树枝一般干瘦的两只手腕。从手腕的位置判断，估计男孩的头就伸在他肚子上方某个地方，也许向前耷拉着。男孩还不停地发出响亮的亲嘴声，听起来真令人郁闷。
“唉呀！”
蚊子终于得胜了。它猛地一戳，心满意足地晃着屁股，然后安下心来开始大吸特吸。卢斯以前打斑疹伤寒疫苗时，还没觉得有这么疼。他能感觉到血一点点被吸走。他能感觉到蚊子的体重在一点点增加。
一座未来的灯塔？他在和谁开玩笑？没想到如今卢斯的研究成果就好像地上的电筒，已闪耀不出什么光芒；就像头顶的新月一样，无法照亮丛林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