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毛泽东与傅鹰
作者：龚育之
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人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科学处)
以上是全文，文中两处×××，是这里引用时略去的，原文中当然是有名有姓的。
三
上述材料署名“科学处”，是因为当时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率领我们处里几个人，到北大蹲点，分别参加人们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小座谈会，有向领导反映北大各部分人意见的职责。化学系教授们的小型座谈会(十来个人吧)是我去听的。我整理了两次座谈会上傅鹰的发言。其所以要单独全文整理他的发言，一是因为我认为这两个发言内容尖锐，又十分重要，一是因为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宣教动态》所登动态，大多是短条的摘录的消息，或者是综合的消息。专门整理一个人的较长的发言，登在刊物上，不多见。当时也有主张只摘若干尖端言论就可以了的，我们处坚持登全文。
为什么说傅在当时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呢?就是因为傅自己发言中提到的他1955年发表在《化学通报》上的那篇《三部曲》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发表，同我也有过一点关系。文章中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有所批评，编者拿到文章，感到有些没把握，向我征求意见。我那时同《化学通报》有一些联系，并任它的姊姊刊物《化学译报》的编委，当然也有我在中宣部科学处这个领导机关工作的缘故。我看了文章，非常赞赏。特别是知道傅鹰说到过他从小受到国耻教育，1949年解放军渡江的时候敢于对企图进行干涉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打炮还击，这炮声使他深受鼓舞，毅然决定从美国回来(前文引用他在北大的谈话，说到“过去我刚回国时”，是指的抗战前学成归国那一次)。他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