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毛泽东与傅鹰
作者：龚育之
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用可以记录下来的慢速度作过详细传达。许多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又把他们记下的传达稿向自己部门和单位作了传达。当我传达到涉及傅鹰的那些话时，陆插了一句话：“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的合二而一。他这话，讲得倒是有道理的。”并对在场的北大校长说：“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领导人的笔记记录都被抄家拿走，红卫兵们编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本子中收录了毛的许多谈话记录。在一些本子中，就收有由我所作又经辗转传达的毛8月18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的记录。其中把陆定一插着讲的这几句话也当作毛的话了。这也是辗转传达中发生的一种舛误吧。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毛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共有三种。一种就是我当时整理的并在中宣部(还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作过传达的记录，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种是我在1966年春重新整理的记录。这时中宣部想编印一本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内部指示和谈话集，要把毛这次谈话收进去，而我在1964年时整理的记录稿被红旗杂志的负责人拿去，一时取不回来，我就据我的原始的笔记重新整理了一个记录，题为《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这个本子刚刚印成，中宣部就被当作“阎王殿”给砸烂了，这个本子也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还有一种，看来是对第一种记录稿的进一步整理，有所压缩，并分列了三个小标题：“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关于社会发展问题”，题为《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谁做的这个整理加工，我不知道。
当年在北戴河一起听了毛这次谈话的吴江，不久前写了一本回忆录，说到1964年组织写“一分为二”文章班子和毛泽东同这个班子谈话的事。他说：“这次谈话，我请也是湖南人能听清毛口音的龚育之作记录，他是当时在场的唯一记录人，我以为讲话记录只此一本，谁料后来‘文革’中流传的讲话记录比我们的要详尽得多，这才想起当时空荡荡的大厅中有录音装置。”
这个猜测是不确的。当时的确没有专门的记录人，除我以外，文章班子中别的人也可能作了简单记录。但是记录得最详细的，的确是唯有我一个，所以后来都是按我整理的记录传达。我的原始的笔记和两次按原始笔记整理出的记录稿，在毛泽东逝世后都提供给档案馆了。档案馆中别无更详细的记录。
以上这些情况，我以为，借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澄清一下。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于万寿塔下
附注1：
1980年《新华月报》文摘版转载了叶永烈写的《敢说真话的人——记傅鹰教授》，对毛泽东所说的傅鹰的尖锐批评作了猜测，以为就是上面提到的《三部曲》这篇批评。这个猜测是不对的。《三部曲》是在刊物上发表了的，毛泽东讲的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至于毛是不是看到和评论过《三部曲》，我没有充分的把握作判断。据王澈1957年5月2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傅鹰教授一席谈》(这篇访问记显然是在毛泽东起草的5月16日中央指示中说到傅鹰以后去采访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宣教动态》上所登的一样，不过没有那些对瞎汇报的党员和瞎指挥的人事干部的尖锐批评)，傅鹰在叙述到《三部曲》引起的风波时说：“市委要《化学通报》多印了许多份，周总理看过，据说毛主席也看过。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傅鹰强调了“毛主席看过”只是“据说”。我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是没有听说过这一点的。到叶永烈的文章里，情况又成为这样：1957年5月的一天，彭真突然请傅鹰夫妇到家里作客，说：受毛主席的委托，找你们谈谈。你的《三部曲》，我们印了许多份，周总理亲自看了，毛主席也亲自看了。你的批评是尖锐的，但看得出是善意的，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叶所作的这样的描写，显然是把《三部曲》同毛在1957年5月看到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意见混为一谈了。我曾经写信给叶，告诉他《宣教动态》的情况，后来，叶在自己的文章中补充了《宣教动态》的情况，但没有改变他所述的彭真这番谈话。而这番谈话的原始根据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他提供。
附注2：
周培源当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听到毛提及傅鹰，回去便同傅鹰谈起，并问傅关于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是怎么得知的。傅并不知道，因为当时《宣教动态》登这类反映一般是不告诉本人的。他大概也没有记得曾和谁谈起过，便说他写的普通化学讲义中讲到过类似的意见。周便以为毛连北大的化学讲义都翻阅过，很惊异于毛读书之广博。毛读书的确广博，但是傅鹰对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是从他常看的《宣教动态》得知的，不会是从北大的化学讲义上得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毛逝世后，周写纪念文章，提到毛那次同于光远和他的谈话，提到谈及傅鹰的事以及他们猜测的毛读到北大化学讲义的事。叶永烈写傅鹰，便据周的文章，写了毛读过傅鹰的讲义。这是以讹传讹的事。我曾写信告诉叶，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据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