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
作者：青 石
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当然，严格地说，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其实也还是散沙一盘，并无多少实力。毛泽东对此也并非不担心。同时，作为共产党人，他其实同样希望中国革命能够一步到位。因此，尚未找到可靠的革命动力的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得以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但是，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党内，甚至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真的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
毛泽东因何在四大落选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莫斯科的看法有多少关系。事实上，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
马林走后，因为没有举行过新的党的会议，中共中央一度仍旧依照三大决议行事。因此，可以说直到1924年，毛泽东仍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确有相当大的反差。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有关档案中。保存着1924年1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从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事实上，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在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3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批评毛泽东的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断言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因为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说“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因而严格说来其观点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之所以反对国共合作，就并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织和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竟没有收到莫斯科6月间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正是这一意外的情况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到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以致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明确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仍旧是按照中共三大的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他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自信并无改变自己看法的必要。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他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尖锐地提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迂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9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1924年春夏之交在上海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英姿勃发，看得出他当时固然身兼国共两党诸多重要职务，工作繁重，但精神和身体都相当不错。比较早就患上严重气喘病却仍旧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的蔡和森，说毛泽东仅数月即“积劳成疾”至完全无法工作，自然不可信。并且，毛既然能够举家坐车乘船从上海长途跋涉前往湖南老家农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