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
作者：青 石
力的基础”。要造成军事势力并设法保存它，这是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中心问题。因此，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有了“枪杆子”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上山”就是他建立和保存革命的“枪杆子”的一种办法。也正是因为上了山，有了根据地，于是中国也才会像苏联一样，有了一支“红军”。
从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共产国际最初并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在中国的穷乡僻壤里究竟能够有多大作为。但中国红军的产生与存在，毕竟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新生事物，即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虽然怀疑红军的生存能力，却也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与中共代表讨论了保存这一工农武装的必要性。只不过，他的办法在今天的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总暴动了。
在欧洲那样小的范围内和那样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布哈林弄不清楚中国的红军如何能够在偏僻的乡村和山沟里生存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南昌，到两湖，到广州，擅长暴动的一大批俄国人、德国人被派来亲自组织中国人暴动，特别是在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中，不仅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也开着插着标志胜利的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结果，这一切几乎全都失败了。当苏联外交官同无数暴动工农一同横尸广州街头之后，莫斯科的领导人才开始意识到，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也许未必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重新重视毛泽东所创造的，尽管是生长在他们几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偏僻乡村里的红军游击队。因为在那白色恐怖的严酷时刻，唯有这些远离城市的红军游击队仍旧显露着它的生命力。于是，苏共中央又开始对毛泽东另眼相看了。
1928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所在之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此之后，莫斯科明显地又开始重视起毛泽东的名字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的《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当中，就出现了近60次之多。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共产国际刊物一开始的报道中，说法飘忽不定。一会儿声称他们有一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那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一些说法一望即知并非来自中共方面的报告，而是选自上海的中国报纸。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这些刊物的编者其实对毛泽东和红军还并不那么有信心。但注意到并且公开宣传这一新事物的本身，毕竟显示莫斯科已经在重视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提到毛泽东和红军要略晚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发现这一新事物，就立即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声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并且宣布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以至“几个月前何健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多半正是由于《真理报》的重视，到了1929年，毛泽东的名字至少在莫斯科上层领导机关当中，已经耳熟能详了。据这一年7月的《真理报》介绍：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还在1928年6—7月召开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就由五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了。尽管在政治局具有重要地位的张国焘当时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针，但很明显，这丝毫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抱有新的好感。当然，直到1929年，毛泽东多半还只是被俄国人视为“中国游击运动”的一名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而“游击运动”更多地还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俄国人在多数情况下谈论毛泽东时还是依照苏联红军一长制的传统，把军事领导人朱德放在毛泽东的前面，并称为“朱德和毛泽东”。而莫斯科的多数领导人也未必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搞中心城市暴动的想法。但进入到1930年之后，情况明显地有所不同了。
在1930年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代表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中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来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因此，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被提升起来。斯大林明确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斯大林的话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当年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尽管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莫斯科却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把它的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当中去。《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宣布说，中国的红军已经有13个军，6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团及其他农民武装的支持，活跃在10个省份的773个县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七个县处于红军的掌握之中”，18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当1930年秋天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而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再度得到提升，被补入了政治局，又一次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初，依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然成为未来中央政府主席的唯一候选人。但考虑到向忠发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并且很少可能前往苏区，因此这位老工人出身的党的总书记主动提议，由创立了这块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