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
作者：青 石
他病重到了根本不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的程度，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其实，只要注意一下当时的党内通讯，看一看中共四大的选举结果，就不难判断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对他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召开前夕断然离开上海。
还在1924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开始扭转中共三大过于强调国民党作用的倾向。从此，中共中央的整个方针开始左转，陈独秀甚至开始提出：莫斯科“不应当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当国民党内少数人公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而孙中山竟然赞同于8月召开讨论这一提案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时，陈独秀不禁拍案大怒，转而推动全党由防御转入进攻，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于是，党内同志对根据马林建议实行的这种党内合作形式，以及对中共三大过分看重国民党方针的不满，迅速反弹。12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再度来到上海召开会议，进一步鼓励中共中央坚持阶级路线，马林那种“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迅即遭到彻底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有资料表明，维经斯基曾经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我们同志”的工作，作为上海执行部中中共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自然难辞其咎。联系到当时党内有人把过于热心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戏称为“胡汉民的秘书”，有人撰文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的观点，不难想象毛泽东当时可能受到何种压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成为中共政策左转标志的四大上，当年激烈反对马林主张的张国焘重新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了，而当年支持马林的毛泽东被免去了在中央的一切职务。也许我们不必再去详细考证毛泽东当年出走的具体经过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说，毛泽东在四大落选是因为维经斯基和与会的其他中共代表要照顾他“休养”。
共产国际为毛泽东叫好
毛泽东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已是1925年9月了。当时，曾在上海执行部与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仍对毛抱有相当好感。因此，毛来到广州不几天，已经身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汪精卫就出面推荐毛来代理由他兼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但是，汪精卫不了解，此番的毛泽东与一年前的毛泽东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次回家，毛泽东更多地是同农民而不是同工人在一起的。在乡下的时候，他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的斗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中国的亿万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从韶山老家回来，他显然已开始感觉到中国革命力量之所在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的主张，并发表文章提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永远不会被根本打倒。因此，“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派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经历更使他对农民问题情有独钟。而随着1926年秋两湖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兴起，中共中央也再度注意到并重新起用了毛泽东。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重又回到了上海。作为领导农运的中央农委书记，眼看盼望已久的农民革命如今竟真的演为现实，毛泽东怎么能不为这翻天覆地的农民造反而激动、而叫好呢?1927年初，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一举改变了他过去在共产国际代表心目中的印象。
1927年1月，毛泽东去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深为农民自发的造反行动所鼓舞。他到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反对一切限制农民造反的作法，强调“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报告》3月刊出后，迅速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于是，莫斯科的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这篇为农民造反和土地革命大声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这个时候，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毛泽东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甚至，他还荣幸地被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列入到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布哈林在说明中国的农民运动时，十分赞赏地引用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明确认为毛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也许，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与共产国际的上述好评还扯不上多少关系，但毛泽东重新入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件事，仍旧标志着他已经重新得到由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而几个月后，从莫斯科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显然很清楚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对毛泽东的评价了。在他主持的为应付大革命失败而召开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再度被提名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这一次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有了好印象。
莫斯科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毛泽东再度成为苏联报刊上的新闻人物，按照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说法，又是“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不过，与上一次为农民造反助威不同，这一次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亲自参加了暴动，只是当他看到形势不利，自作主张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上了江西的井冈山。而当时恐怕没有人相信他这样做是一种有远见的行动。至少，在1927年11月由罗米那兹指导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已经在井冈山落下脚来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因此受到表扬，反而又一次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严格地说，毛泽东早就看出“上山”的必要。还在1927年7月4日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当蔡和森提出农民，9卫军应当“上山”的建议后，毛泽东当即附和，主张：面对国共破裂的严重局面，也只有“上山可造成军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