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浪迹祁连找红军
作者：欧阳毅
毕占云率领几个侦察员和张然和跑出来了，其余同志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
第二天，敌人追来，毕占云带着侦察员跑了。我和张然和的脚冻坏了，跑不动，在牧民的指点下躲到后山上。敌人也进了帐篷。不久，我们看女主人把敌人支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我俩走下山，谢过牧民夫妇的救命之恩，在祁连山里过起了“野人”的生活。
共患难不易
打仗才需要合在一起，流浪还是分开的好。不过在祁连山里，我俩还是收容了两个流散红军，一个是30军的通讯员小张，一个是姓周的团部特派员。小集体里，我的身份最高，根据红军的传统，我很自然地成了领头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我很坦诚地公布了自己的“财富”——十块法币。结果，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二天早上，我们试着下山过河，因为渡河点没有找准，没能过去。张然和再也熬不住了，赌气离开我们，自己走了。我带着小张和周特派员回到山上，又找了个宽敞的石洞住下来。我刚躺下来，周特派员出主意道：“局长，派小张去搞点干粮吧，晚上吃饱好过河。”
我不假思索地说：“行，小张你就辛苦一趟吧！”
“慢！”周特派员叫住了他，“局长，咱俩有枪，小张没枪，把你的枪给他带着吧，遇到情况也好对付。我的枪保卫你，行吗？”
我不知是计，便把驳壳枪解下来，交给了小张。小张刚伸手来接，还没有拿稳，周特派员就一把抓过去，上上子弹，枪口出乎意料地对准了我。
我和小张都愣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同志怎么会翻脸不认人呢?
我当然明白，他要的是钱，图的是我身上的十块法币。我学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懂得运用策略的重要。我把钱包取出来，主动扔给他。
“唉，同志，钱，你保管着，放心了吧?你保管和我保管是一样的，钱是公家的，大家用嘛！”
这家伙经验丰富，眼睛死死盯住我，拣起钱包，身子慢慢后退，退到相当距离，一转身撒腿跑了。
震惊，懊悔，愤慨，疲惫，我颓然跌坐在洞里。早上分裂了一个，现在又叛逃了一个，我的心里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失败真是一面万能的照妖镜，各种人的灵魂被照得原形毕露，无可隐遁。
唯一剩下的忠实伙伴小张，嗷嗷地直哭，伤心地嘟嘟嚷嚷：“这下完了，光了，要讨饭了，没办法了!局长，我们怎么办呢?”
我强打精神站起来安慰他：“小张别哭，讨饭就讨饭，没关系，讨吃我也带着你，有我就有你，你放心！”
小张慢慢止住了哭。我俩在山洞里躺下来，昏昏迷迷地睡了一大觉。
讨饭的学问
两天后，我们真的开始讨饭了。起初只敢昼伏夜出，但夜晚讨不到饭，我们就试探着白天出来。老百姓见了我们并不惊奇，只是指指点点地议论：“打败的共产！”“好造孽!”没有人扑过来捉我们，也没有要去报告马家军的意思。于是我们胆子大了，改为昼出夜伏。
但我们还穿着军装，怎么办?既然已沦为乞丐，就得表里一致。等到一个老乡从村里出来，我就迎过去说：“老乡，我们是失败的红军，穿着军衣不好走路，请你帮忙换几件旧衣裳，好吗?”
老乡在心里合计了一下，点点头说：“你们在村口等着，我回去取衣服。”
“老乡，我们跟你去拿吧?”我说。
“不必不必，村里有马家军，发现你们不得了！”老乡竭力阻止我们进村。
过了一会儿，老乡抱了一堆破衣烂衫出来，向我们跟前一扔。我们赶紧脱下身上的外衣，交给老乡。
我穿上老乡给的黑色破棉袄，套一条也是黑色的旧裤子，拣了一根棍子拄着，身上除了那条干粮袋，其他就一无所有了。
我俩开始要饭时不知怎么张口称呼，“大伯”、“大妈”、“老乡”、“先生”、“师傅”、“老板”，都觉得不太妥当。称谓必须符合乞丐身份和北方习惯，带点恭敬口气，人家才爱听，乐意施舍。我推敲来推敲去，确定张口叫“掌柜的”比较合适。
开始，我们也掌握不好讨饭的火候。见村子冒了烟，以为饭熟了，就进去要，结果碰了钉子。
“老子还没有吃哩，滚！”
挨了一顿骂，我们总结经验，知道要早了不行。乞丐要的是剩汤剩饭，人家自己都还没有吃，哪能给你呢！看到村子冒烟之后，至少还要等一二个小时，才能进村去要。那时人家刚吃过饭，有点残汤剩水，乐得行善积德。
讨过一段饭，我们也摸索到一点规律。首先要选准讨饭对象，一般来说老太婆心肠慈善，向她要多少能给一点。青年妇女也可以，她们当家理事，心肠软乎，也愿意积德行善。
春荒时节，讨饭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就想找点打短工的活计，混口饭吃。我俩路过一个村庄，看见一帮老乡正在挖水沟。我上前去打听，才知是一户地主雇他们挖水沟，为春播做准备，管饭吃，还有点工钱。
好几天没有讨到饭了，不如在这里帮几天工，解决一下肚子问题。我俩便托老乡给监工说情，收下我们当短工。监工见我俩年轻，便发给了两把锹，讲好只管饭不给钱。
我俩混进了挖水沟的行列。小张是农民出身，壮劳力，挥舞铁锹既有力气又在行，获得监工好评。我是学生出身，在红军里又一直当干部，挖沟力气小，铁锹抡不开，干活不在行。监工不欣赏我，走过来骂道：“你偷懒，不肯下力气!”几鞭子抽下来，我身上起了一道道血痕。
老乡抱不平：“你不能打张先生(我讨饭时改姓张)，他是文化人，打了文化人眼睛要瞎的!”
监工不管那一套，又抽了几鞭子，才停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虽受了鞭笞的污辱，为了吃饱也只能忍受。
终于过了黄河
好不容易穿过沙漠，我们来到了一座长城垛子。这里是甘肃到宁夏的必经关卡，检查严格。有个梯子上到墙垛上去，墙垛上站两个背长枪的国民党兵，在那里仔细搜查着每一个过往行人。
我可紧张了一番。我虽然形同乞丐，可米袋子里还有宝贝和“禁品”。头一件宝贝是块罗马怀表，在当时是名贵货，长征路上李一氓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着，扔了什么也不肯扔它。另一件宝贝是支派克自来水笔，也是价值无比的纪念品。那还是1930年从井冈山下来，我在四军第一纵队党委当秘书时，这个纵队打下了广东梅县县城，为了庆祝胜利，给营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支派克笔。还有一点藏红花，是西路军失败之前发的，我一直未用，塞在干粮袋的最底层。
更可怕的是还有我那驳壳枪的九发子弹，一直藏在干粮袋里，如今成了烫手的危险品，被哨兵查出来还了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了枪留着子弹何用?我直埋怨自己，急得揣着干粮袋手心冒汗。可已经进入了接受检查的行列，走出队列或扔掉袋子都容易暴露，我索性强自镇定，硬着头皮顺梯子走上墙垛哨卡。
哨兵检查了小张，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转过身来检查我。
我很敏捷，把干粮袋掀开一角，主动递给哨兵。哨兵一看袋里那长霉的小米、绿豆、糕点，全是讨来的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