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浪迹祁连找红军
作者：欧阳毅
子，能不能缓一天，明天再给各位写?”
“中中，不光明天，后天大后天都中，你先歇着！”老乡们通情达理，高高兴兴地走了，许下的诺言超过我的奢望。
我托底了，老乡不仅允许，而且打心眼里欢迎我在庙里多住几天。我踏踏实实地睡了一晚之后，精神头十足，又手不停挥地给老乡们写字。
我年轻，字写得又快，文词儿也多，把这里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老乡们镇住了，都觉得“张先生”有文气，有学问，不几天就赢得普遍的尊敬。
曲径通幽回延安
住在许家湾的日子里，许秉章统筹安排，给我制定了卖字计划。这里的老乡一般没有现钱，而是记烟土账。等烟土下了场，就拿着账本去收烟土，收上烟土再拿去兑现金。一个月以后，烟土终于下场了。我翻阅着卖字记下的账本，掐指一算，已累计有二三十两烟土，也许能兑换几十元吧?我夹着账本，背着搭裢，挨家挨户讨烟土。还好，这里的老乡守信用，见我一来，痛痛快快地就在一堆新下的烟土上捏下一疙瘩，按账本上登记的数目付字钱。
用烟土兑现钱，我自己不能出面，便找到二个中农老乡。这位老乡在当地是个活动分子，能说会道，还会唱山西梆子戏，上上下下有人缘。我把近三十两烟土交给他，过不几天，他就把三十多块钱交给了我。
有了路费，身体也恢复了元气，我要按照计划启程去找红军了。
红军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虽然在这里如鱼得水，却消息闭塞。一两个月了，还没有打听到红军的去向。我不敢公开打听，只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一切有关红军活动的信息。
事有凑巧，有一次一位到过陕北的老乡跟我扯闲篇，我无意之中打听到了红军的行踪。红军来靖远县打土豪，把这里的县太爷抓走后，捎话让带钱去赎“票”。这位老乡可能跟县太爷沾亲带故，受命携款去领人。老乡到指定的地方一打听，说县太爷死了，他便不露声色地又带着钱跑回来了。
“老乡，你去的地方叫什么地名?”我漫不经心地问。
“叫什么曲子、环县。”
我记住了曲子、环县。
曲子、环县在哪里?我摸不着头脑，又不好明着打听，就想了个办法：以卖字先生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到小学校去看地图。但令人失望，我一连去了几个学校，破旧的墙壁上都没有挂着地图，也许课本上有，可是不好意思去向老师要课本看。我又去老乡家卖字，有心无心地探听曲子、环县，还是不得要领。
正在我急得不行的时候，却在一家念过书的老乡炕头上，看见一本《幼学琼林》，上面有一幅简要地图，恰好标有曲子、环县。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装着很认真地阅读《幼学琼林》，实际上是在过细研究曲子、环县的周围环境和从许家湾到曲子、环县的路径。
一切准备停当，我把要“回家”的意思先向许秉章透露。许秉章虽然依依不舍，也支持我回家看望父母，娶亲成家。我从许秉章家出来，一家一家去告别，向这些“再生父母”作揖拜谢。憨厚淳朴的老乡们，送干粮，送衣物，再三嘱咐我路上小心在意，可不要出岔子。
“张先生，你这次回去做出人来，可不要忘了我们！”
我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一路上遇到不少麻烦，都用自己的书法手艺化凶为吉。
快到庆阳的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小镇子上住宿下来。我同一个山西农民住一个铺，聊起天来。他告诉我要去陕北找当红军的侄子。我已经了解到，陕北到处有红军，为了有一个伴，我立即编词儿说也要到陕北去找做生意的叔父。两人目标一致，他高兴地邀我同行，说路上好有个照应。
我俩正聊得热乎，几个“民团”闯进来盘问我。这几个人下午曾与我在路上邂逅，不知我身上有什么印记，大概是气质上不太像落魄的卖字先生吧，他们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我赶紧走开。没想到他们又追进店铺来了。大江大河都过来了，还能在小河沟里翻船?我不太在乎，从从容容地应付盘查。
“有什么证明你是卖字的?”
“有，有，我写的字还有。”我解开包袱，拿出几张字给他们看，还把笔砚也拿出来，摆开要写字的架势：“老总，要想留名，我立即可写。”
“民团”没有雅兴，扫兴地走出了店铺。
我回头找山西农民，也不见了踪影。农民怕事，见他们纠缠个没完，他悄悄溜之乎也。我少了个伴，也很扫兴。
走到庆阳驿马关，我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竟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我内心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我克制住了。长久压抑的心松快了，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想跟红军哨兵逗乐的兴致。
“我叔父在陕北做生意，我从南方来看他，你怎么不让我过关呢?我听说红军对老百姓好得很，爱护生意人，怎么我借路过一下你们都不让呀?”我隐瞒自己的身份，跟不让我进关的哨兵泡起蘑菇来。
哨兵毫不通融：“拿路条来！”
我说：“我是远方来的，到哪儿去搞路条呀?”
哨兵：“上级讲了，没有路条不行!”
我觉得需要透露点信息，让哨兵意识到我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便说：“同志，请你们指导员来一下好吧，我有话对他讲。”
另一个哨兵有头脑，感觉这位知道红军有指导员的生意人有来头，问道：“你怎知道我们有指导员?”
我闪烁其词：“我比你知道得多，同志！”
“你不简单，不简单！我带你去见指导员。”
哨兵领着我见了指导员。指导员听了我的叙述，肃然起敬，请我吃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把我送到庆阳招待所住下。招待所所长拿出一套红军服装给我换。我把那身卖字先生穿的衣服脱下，丢在大门口，又穿上了久违的红军服，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招待所的同志逗趣道：“欧阳毅同志，你也太着急换衣服了。穿着那身卖字先生的衣服照像，多有纪念意义啊!”
我一听有理，跑到门口一看，旧衣服已被人拿走了，我后悔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随营学校校长袁国平派人来接我到学校去住。我任五军团保卫局长时，袁国平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共过事，比较熟悉，这次见面分外亲热。叙完别后之情，袁国平拿出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了，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慨。
我兴奋地给毛泽东、朱德拍去一个电报，报告我劫后幸存，已回到了庆阳。
在庆阳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国平派专人送我到延安——我日思夜想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