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作者：于光远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这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一个党员看到不论什么人有重大的错误和缺点，本来就有责任去进行严肃的批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不是没看准就干的莽撞行为，而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这毕竟是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党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能不反复考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还是应由我们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两人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就开第一炮。江一真是我们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江一真说，在长征途中他曾和汪东兴走在一路，后来同汪东兴一起到延安，并同汪东兴在一起工作过。他说自己对汪东兴本来就有好感，接着很真诚地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了汪东兴的一系列问题，如汪对待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揭露汪在1976年12月说过：“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嘛?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汪东兴的错误态度。江一真说自己在卫生部平反冤假错案中，也受到汪东兴的阻挠。他还揭露了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我和杨西光作了联合发言(由杨主讲)，与江一真相呼应。我们着重批评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某一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杨西光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而很感兴趣。
这样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当然十分引人注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在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因为公开批评了一位党的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交锋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和提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会上。这场讨论很快深入到了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与会的许多人对这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11月10日会议开幕后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了这场讨论。25日大会后的分组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闹。李鑫、熊复等同志在25日大会以前都一直保持沉默。25日后，他们忽然都纷纷出来表态，这自然使会议热闹了起来。
李鑫对真理标准问题讲得很简单，只抽象地说了自己觉悟不高之类的话。由于李鑫是康生的秘书，欠的账很多，大家提的问题更着眼于他对康生的态度。尤其因为他参与康生“悼词”的起草工作，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还说康生曾揭发江青有历史问题等，为康生涂脂抹粉，人们的发言就集中在这些方面，没有更多地追问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
熊复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态度，不但在会上引起不满，而且杂志社内部也有两位同志在11月22日贴了他的大字报。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立即转载，而《红旗》一直不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坚持所谓“不卷入”的方针。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熊复还拒登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如果登了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邓小平看了这封信后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许多同志本来就对熊复意见很大，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更纷纷对他进行激烈批评。
总之，李鑫等几位同志的表态，引发起分组会上的热烈发言，形成了一个批评和讨论的高潮。
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质’，即带有很强的政治上的针对性。它是一个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提出和展开的哲学问题。这一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有它不同于学术会议和报刊文章的特点。这个特点似乎可以归纳成这么几条：
(一)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三十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都直接间接地触及这个问题，参加这个讨论的发言是大量的、普遍的。
(二)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党内会议，所以有关的事情可以揭露得很彻底，发言也可以做到坦率和尖锐，不会是模棱两可、藏头露尾。
(三)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交锋。除了在本组内交锋，还可以通过简报看到别的组的交锋，这样就使得讨论更为生动、具体和深刻。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讨论进行诡辩，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抛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来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作了多次发言。
(四)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五)除了争论双方外，还有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人在场，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他们不但是公正的裁判员，而且也是讨论的积极参加者。
(六)在这个会上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要在会议上对这场讨论表态，给这场讨论作政治上的结论。
最近出版了一本沈宝祥写的《真理标准讨论始末》。作者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讨论，是这场讨论的决战取得全胜的阶段。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过，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在这次会议上还没有讨论得很彻底。因此，中央决定会后再开一个理论务虚会，继续深入讨论。召开理论务虚会这个设想，是叶剑英提出来的，时间还在中央全会之前。当叶剑英听到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成功之后，就建议理论方面也开一个务虚会。这个主张，在中央全会闭幕那一天在华国锋的讲话中宣布了。
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
12月7日，在讨论人事问题时，西北组以全体人员名义向党中央提出十二条建议，把增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这个内容作为其中的一条。我手边正好有这十二条，现在把它抄在下面：
一、东兴同志在保卫毛主席，揪出‘四人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但是，东兴同志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态度引起很多同志疑虑。我们认为，坚持两个‘凡是’和坚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