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我的父亲朱自清
作者：朱乔森
年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父亲从少年时就崇敬文天祥、史可法。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投身“五四”，他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重视祖国的前途命运，高度重视民族的尊严，随时准备为国家民族克尽个人的责任，直到作出个人牺牲的真诚的爱国思想。父亲为人处世素来极其认真，在这种理想的召唤下，他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有时未能完全做到，就深感内疚。正是这种真诚的态度，使他在关键时刻“站起来”，“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慨”。
“转徙无常的”五年
1920年5月，父亲从北京大学毕业。同年11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父亲是它的早期成员之一，长期参加了它的活动，并认真实行了它的文学“为人生”的宗旨。
从这年暑假后开始的五年，他先后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又到杭州一师、台州浙江省立第六师范、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五年中被迫变换教书地点竟达八次之多。这是为什么?
一是因为军阀混战，民生凋蔽，教育事业更是难以为继。不少学校竟一连多月发不出工资来，连日常所需经费也要教师凑钱才能维持。这在家庭负担重，往往要靠借钱才能买米吃的父亲(见他1924年的日记)，是无法长期坚持的。二是因为旧势力的排斥。教师，特别是新派教师备受蔑视。例如在扬州八中，在吴淞中国公学，旧势力的排挤和迫害，使他无法工作下去。他遍尝了“漠视的滋味，感到奠名的孤寂”，不得不愤而辞职。三是为战乱所迫。乱军所至；胡作非为，父亲不得不携家匆匆逃离。
虽然被迫在颠沛流离中从一所中学又转到另一所中学，但是，他教书却从不马虎凑合，始终“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每课都认真准备和讲授，在课堂上，每每讲得满头大汗，并且坚持鼓励学生“多读多做白话文”，因而，和同学们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到处受到学生的挽留。在一些学校，“或是凉风吹拂着的清晨，或是夕阳斜睨着的傍晚，或是一灯荧荧的良夜”，同学们时常找到父亲宿舍里来求教和谈心。正像当时一位学生回忆的：“他把自己的生命全献给了教育青年的工作。”
就这样，父亲“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这“感着”的结果便是诗文。他的绝大部分新诗都是这期间写的，包括著名的长诗《毁灭》和《赠A·S》等。被人们历久传诵的散文诗《匆匆》，被时人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的《浆声灯影里的秦准河》，以及屡被选人语文教科书的《温州的踪迹》等，也在这些年里写成。这些诗文，为“五四”前后开始的我国新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以其“漂亮的缜密”的文字与结构，尽了对封建旧文学示威的任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表明了“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这些诗文的内容，则不可能不反映当时黑暗的社会和作者的际遇。他一方面感到：“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满街是诅咒呵!”“从远远近近所吹来的，汹涌着，融和着……是黑暗底心澜哟！”“听——点点滴滴的江南；看——僝僝僽僽的天色；是处找不着一个笑呵!”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所激起的信心和希望并没有在他心中熄灭。他“周身火一般热着”，“扯开哑了的喉咙，大声地笑着唱着”。他歌唱了“那蓝褂儿，草鞋儿，赤了腿，敞着胸的朋友”，和他们“纯白的真心”；歌唱了在四五个月里死了爹，又没了娘的卖酥饺儿的青年，却“质朴而恳挚”地把作者当作朋友倾心相诉，那“密密深深的声口”。艰辛的生活使他和备受欺凌与苦难的劳动人民接近了。他不仅真诚歌颂了他们的纯朴，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优良品质；还写了《生命的价格——七角钱》等，深刻揭露了那个社会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的罪恶。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中写的《血歌》和《给死者》，他更歌唱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伟大力量：“都是兄弟们，都是好兄弟们!”“你们的血染红了马路；你们的血染红了人心!日月将为你们而躲藏!云雾将为你们而弥漫!风必不息地狂吹，雨必不息地降下!黄浦江将永远地掀腾!电线杆将永远地抖颤!上海市将为你们而地震!”并且表明了与帝国主义刽子手不共戴天的决心：
酒将不复在我们口中，
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
仇敌呀!仇敌呀!——
来，来，来
我们将与他沉沦！
在此期间，父亲曾主张一种“刹那主义”，并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这不是那种“只求刹那的享乐”的颓废主义，对于当时曾经流行过的这种人生观，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倒是“深感时日匆匆的可惜”，自觉从前只看到了大处、远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而“不曾作正经的功夫”，因而主张“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见父亲1922年11月7日、1923年1月13日致俞平伯信)正如他的老友俞平伯所说：佩弦所持的这种刹那观，“在行为上却始终是积极的，肯定的，呐喊着的，挣扎着的。他决不甘心无条件屈服于悲哀的侵袭之下。约言之，他要拿这种刹那观做他自己的防御线，不是拿来饮酒止渴的。”阿英先生也曾评论说：朱自清的“刹那主义，虽不是颓废，却不免是‘欢乐苦少忧患多’。这从《踪迹》里的散文和《背影》全书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一种具有伤感性的清醒的刹那主义。(《现代十六家小品·朱自清小品序》)
“欢乐苦少忧患多”，正是父亲这五年也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写照，这才有了他早年的刹那主义。他的散文诗《匆匆》和长诗《毁灭》，都体现了这种思想。也就是《毁灭》最后所说的：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
别耽搁吧，
走！走！走！
这是否意味着他放弃爱国理想甚至否定为革命理想奋斗的先行者呢?当然不是!他期盼到苏俄学习的韩伯画“将在红云里，偷着宇宙的密意……可知我们都等着哩!”他在五卅运动中所表现的强烈同仇敌忾，他不少诗文的字里行间，都充分说明他仍在追求自己的中国“梦”。特别是在《赠A·S》的名篇中，他热烈地歌颂了邓中夏等革命者“要建立红色的天国在地上”；并且说：“你的血加倍地薰灼着!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对于那种不得不为小家庭奋斗的生活，他是感到羞愧的。在反对说空话、唱高调和主张一种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时，却多少忽略了更高的理想信念的意义和作用，因而，他又“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这是一种不足，然而，他在后来就改正了。
《赠A·S》这首诗，其意义不仅在赠予邓中夏个人；而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满腔的热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