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我的父亲朱自清
作者：朱乔森
走进了书斋之后，父亲在做学问方面是很用力于创新的。他初到清华时，讲授李杜诗和国文基础课，1929年就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两门崭新的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课程表上，很显得突出而新鲜，引起了学生浓厚的兴趣。”(见浦江清：《(朱自清文集)题跋》1936年又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课，在他的散文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表现了他对文学作品的深邃观察力和分析力。尤其是对茅盾、老舍等的新作，进行了公正、简明而又中肯的介绍和评论，更受到读者和学生的欢迎。另一方面，父亲下了苦功夫甚至笨功夫来研究我国古典文学。为了教好中国古典诗词，他认为自己过去虽也写过少量旧体诗，但那不够，还要能写得好；且不但要能写诗，还要能写词。因此，他拜同是清华中文系教授的黄晦闻老先生为师，作为了解、研究古典文学的一种方法，选择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古诗词，从逐句换字地“拟古”人手重做，逐渐在这方面取得了很深的功力和造诣。然后再亲自编辑《古今诗选小传》和《诗话人系》等，汇集古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自己再重点研究若干诗人。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他终于完全胜任了所担负课程的讲授和研究。
留学英伦 漫游欧陆
1929年，母亲武钟谦病逝于扬州家中，父亲后来写了著名散文《给亡妇》，来悼念这位善良的妻子。1930年底，父亲和陈竹隐结识了，两人逐步建立了爱情关系。1931年，他开始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8月，从当时的北平经津、沈、哈横越苏联去欧洲，留学于英国伦敦，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并于次年回国前漫游了法、德、荷兰、瑞士、意大利等五国。父亲虽是中文系教授，却不对外国文化抱门户之见。从五四时期起，他就主张中西结合。也就是说，在痛切批判封建礼教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同时，不要忘了继承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自信和自尊，也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未来发展。而为了继承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千万不能忘记开放地学习世界的进步文化。这关系到我们民族是否能跟上时代，步入近代化或现代化。他主持清华中文系的工作，一直认为应当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研究外国的进步文化结合起来，而目的在于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他还同杨振声先生一道，为清华中文系制订了“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的方针，把培养“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人才作为目标。这在今天也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父亲不仅这样主张，也是这样做的。旅欧一年间，他“早上念生字、读报，下午上课”，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代西方的文艺书籍，更重要的是，这给他今后大量阅读外文书籍打下了基础。他还广泛接触了欧洲的戏剧、美术、音乐和建筑艺术等，仅仅所茧集的这方面的画片，就有好几大本。后来，他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两本散文集，介绍当时英国以及欧洲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前者于1934年出版，其中的《西行通讯》，对革命后的苏联，从一个匆匆过境的旅客的角度作了点滴的客观的介绍。这本来不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但在北平反动当局的种种造谣封锁中，这些报道仍然受到了进步学生和青年的欢迎。
1932年7月，父亲自意大利乘船返回；8月，与陈竹隐在上海结婚；之后，回清华大学正式任中文系主任；不久，兼任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又曾有一年多兼任清华图书馆主任。繁重的工作使他的身体急剧衰弱下来，胃病也逐渐严重起来了。
父亲回国后，闻一多先生也从青岛来清华任教，这是他们两人同事论学的开始。由于兼任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的领导工作，他和陈寅恪先生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他的日记中，有不少陈先生向他谈论自己最新学术见解的记载。清华的档案中，也有他为陈先生和其他先生增加工资而致校方的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