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我的父亲朱自清
作者：朱乔森
优美的艺术语言，用种种生动自然的比喻，毫不矫揉造作，也毫不概念化地塑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不管你对革命爱也好，恨也好，都不能否认这革命文学形象的力量和道德的美!不能否认它的艺术魅力!这正是它的成功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它理应在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初到清华”
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从留美预备班改革成一所大学，设立大学部，特别是增设了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和国学研究院，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国学导师。这午暑假后，经胡适介绍，父亲开始在清华国文系任教授；据清华研究院早期毕业的研究生张清常先生回忆：他后来又兼任了国学研究院的秘书：从此，父亲把研究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作了自己毕生的事业之一，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他的文学创作也从这时起，进一步转向散文，但并非就此不写诗歌。旧体诗他是一直写到逝世前的，新诗在：1926年间也有重要成果。《塑我自己的像》，表明他在当时大革命高潮的鼓舞下，想学习着成为“一个思想者”，“永远的冷，在他脸上，永远的热，在他头上”；还想成为“一个寻路的人”，“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他又燃起了新的希望。《朝鲜的夜哭》则是一首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声援朝鲜人民反抗斗争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诗，也是一首在艺术上非常成功的长诗。1926年4月25日，朝鲜李朝最后一个国王纯宗死去，朝鲜人民哀于民族的沦丧和国家的灭亡，聚集在汉城附近的山岭中，用满山遍野的号哭声来表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却遭到了日本军队的血腥镇压。父亲注意到了这件事，用充满感情的动人诗句对朝鲜人民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和支持；对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则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和鞭挞。这首诗，写于“九一八事变”的前五年，在中朝两个民族的友谊史上是不应当被忘记的。
1925年到1927年，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年代。父亲不仅同情和支持这场人民革命，而且对它满怀希望。他的诗文也从写身边琐事转而写政治性的主题，例如前边提到的几首诗和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1926年3月18日，北京工人、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和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父亲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大会。会后，又同游行队伍一起到当时的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列强所提蛮横无理的条件。反动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下令对爱国群众开枪射击，结果，死47人，重伤200余人。这天，被鲁迅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惨案”。父亲亲历了这场惨剧，他愤慨极了，强烈的正义感使他不能沉默。他接连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向卖国政府进行血泪控诉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在这篇文章里，他忠实地记录了惨案的经过，痛斥了反动派的凶残和暴行：“请大家看看这阴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琪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我们也要想想吧：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在表达了对学生英勇行为的永远敬佩之后，他又说：“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变成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是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在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是“怕”的，但并不为自己这种“怕”寻找开脱的理由，涂抹慰安的脂粉，而是老实地承认这种怕“实在是很可耻的”。这正是他的作品和为人一贯诚朴正直的地方。这使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怕，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站了起来。
父亲一贯注重作品的真实性，反对撒谎和矫饰。而他是首先从自己做起的：像这样老实解剖甚至谴责自己的文字在他的许多散文乃至诗歌中都可以读到。严肃诚恳地向读者交心，这大概就是李广田先生认为他作品里所富有的那种“至情”吧”!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才能具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
清华的学生韦杰三君也在这一天被惨杀，还有一位何一公君，当时负伤，年底因此死去，父亲的另两篇文章就是悼念他们的。好几年之后，他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到纪念烈土的“断碑”前去吊唁，讲起了当时的情况，还是抑制不住满腔的悲愤。
“暗惊天下秋”
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全国又陷入黑暗之中。1927年5丹31日，父亲写了一首《菩萨蛮》，表述自己的苦闷心情：
烟笼远树浑如幂，青山一桁无颜色。日暮
依楼头，暗惊天下秋!
半庭黄叶积，阵阵鸦啼急。踯躅计征程，
嘶聪何处行?
5月之后应是夏天，所谓“暗惊天下秋”，所谓“半庭黄叶积，阵阵鸦啼急”，显然讲的是政治气象，而不是自然气象；也表明了作者对那些出卖革命的叛徒们的愤慨和蔑视；但“踯躅计征程，嘶聪何处行?”却表示他又陷入了彷徨。父亲“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自己也“正感着这种被追逼，被围困的心情”，于是痛苦地喊出了“哪里走?”他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在当时，他不能不顾虑到“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况且，长期形成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和行为方式”，一时也难以摆脱，“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觉得“还是暂时超然的好。”(以上引语见《那里走》一文)爱国的理想和同情人民革命的立场使他觉得这是走上了一条“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但他却只好走下去。同时，依然要想着、萦回着“哪里走?哪里走?”这个摆脱不开的问题。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写的旧体诗集《敝帚集》中，也对此时有表述：“歧路频瞻顾，杨朱泪欲倾!”“沉吟奠测君心曲，泣路悲丝只自怜!”这便是他当时的心情。
但是，即便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那些年代，他也同他们保持了距离，当有人吹嘘那时的国民党时，他在日记里表示不能同意；甚至表示对某人谈话唯一有保留的，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对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间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内战尤其反感，在一首题为《有感》的诗中写道：“垂臀逢鼎革，逾壮尚烟尘。翻覆云为雨，疮痍越共秦。坐看蛇豕突，未息触蛮瞑。沉饮当春日，行为离乱人!”把国民党统治下的军阀混战比做蛇和猪为一些不足道的原因所起的冲突，而且打得全国从东南到西北疮痍满目、人民离乱。可见其愤恨之情!抗战时，又有人拉他和闻一多先生一道参加国民党，送来了登记表，也被他和闻先生断然拒绝了(见父亲1943年的日记)。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高度的正义感和鲜明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