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袁庚谈蛇口的十年辉煌
作者：佚名
本主义那套搞经济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相反，我对计划经济不了解，宦乡说我一窍不通，是这么回事。1975年我陪丹麦B&W公司的总裁参观上海船厂，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经济管理。上海船厂有职工15000人，每年才造两条船。B&W公司的造船厂只有3000人，每年能造12条大船。叶飞跟我商量，想请丹麦人来管理上海船厂。我们来到上海船厂一看，里面大极了，有花有树，有人聊天有人打扑克，船台上三三两两的人。办公大楼也很气派，一层层上去，什么民兵指挥部、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房分配处……好多好多的部门。丹麦人说，这个船厂，只要留下5000人就足够了。回到北京，叶飞说：好，马上办这件事。于是把船厂的厂长、书记找来北京。我对他们说：船厂要交给丹麦人来管理。那个书记一听，脸色都变了，说：“你为什么要交给他们，这不是不相信我们吗?”
“不是已经相信你们这么多年了吗?”我说，“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怎么搞出15000人来啦?”
“我们愿意摘成这样吗?你查查我们的档案，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时是2000人。2000人不够，打个报告上去要1000人。1000人来了，什么样的都有，最多300人能上船台。一下子多了700吃饭的人，少了700干活的人。只好再打报告再要人。”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
“我怎么能退啊?这都是通过市委，通过组织系统、人事部门安排下来的!你现在交给丹麦人管，留下5000人，那10000人放到哪儿去?!”
他把我训了一通哦。之后，我开始恍然大悟，中国的国营企业，坏就坏在政企不分。企业归部门或区域所有，无论资金、物资、人才、劳动力、技术设备，都由条条块块分割控制，凭长官意志办事。资源根本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很显然，当权力一旦介入经济实体的时候，当首长拍脑袋代替经济规律的时候，企业就完了。因此，一开始经营蛇口，我们就多少意识到，工业区的成败，将取决子能否冲破条条块块的行政干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但蛇口不是真空地带，要在体制上另摘一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招商局是以一个企业来经营一个工业区，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和限制。有些问题牵涉到许多部门，非招商局本身所能解决。随着工业区的发展，碰到的难题和阻力越来越多，既受条条牵制，又受块块约束。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样说他都不同意。至于卡脖子的、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常使我们无可奈何。工业区的副总指挥许智明曾经被气得失声大哭。因此我们迫切要求政府授予我们更多的自主权力。好在上面对蛇口的问题很重视。1980年12月，我到北京向胡耀邦汇报时，他对我说：“你们究竟要多大的权力y是否把你要求解决的问题写个报告给我。”赵紫阳说：“特区就是要跳出现行体制，闯出一条新路子。”谷牧每年都要来蛇口，有时候一年来两次，他交待任仲夷抓蛇口。任表示，蛇口有什么麻烦可以找他，他解决不了再到中央。1984年7月1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给予蛇口工业区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并且批准蛇口工业区组建一级地方政权组织——蛇口区管理局。按省、市规定，管理局拥有一些市一级政府拥有的权力，虽然行政上隶属深圳市，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蛇口工业区所拥有的独立自主权力，是它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较大的项目，招商局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和特区政策的规定，独立拍板成交，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招商局在蛇口设置的机构层次简单，办事快捷灵活，讲求经济效率，并且不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业务，只以经济手段和经济立法对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企业自负盈亏，其业务经营和行政管理均由各企业董事会及其聘用的总经理决定。这样，蛇口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避免了计划经济和双轨制的一些弊端。我在担任南山开发公司董事长的时候，市委组织部准备派人参与南山管理，我拒绝了。我说派人来可以，但必须经过董事会同意，这个人只能向董事会负责。如果你派一个，我派一个，企业就搞成联合国了，吵吵嚷嚷的，没法干事。而且还会近亲繁殖，到时候就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只能按利益关系办事了。
政府是上层建筑，企业是经济基础，按理上层建筑应为经济基础服务，政府应为企业服务，但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不是政府以行政方式直接管理企业，便是企业受政府的“管”、“卡”，难以发挥企业本身的功能。我们公开宣布蛇口区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为区内所有合法合理经营的企业服务，并以法律法令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为他们合法合理经营大开绿灯。我们为这个政府提出了“公正、廉洁、热情、高效”的执政八字方针。各种性质类型的企业，在享有法律允许的充分自主权的同时，还享有高效率的行政服务，减少了许多看不见的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蛇口模式”与“逼出来的改革”
什么是“蛇口模式”呢?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国家拨款，完全由企业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的一种方式。蛇口是我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我们来自国家的唯一财源是招商局直属机构五年利润不上交，总共才5000万元人民币。大部分投资除回收的钱之外，都是从银行、主要是香港银行借来的。由于我们重合同、守信用，宁愿吃亏也决不悔约，因此在国际上资信良好。许多国际性银行都乐意给招商局透支或优惠贷款的方便。汇丰银行还可在“三不”——不问用途、不用担保、不问年限的条件下，以优惠利率给招商局透支；这种钱很好借，不需要走后门、找关系、批条子，但这种钱可不是好用的。借债还钱如杀人偿命，是铁的原则。如果这些钱在蛇口用得不好，招商局和我本人都下不了台，都要负法律责任。
资金的来源方式可以决定企业行为。既然我们的开发资金不是无偿的国家拨款，而是连本带利，分文不少，要如期归还的贷款，这就使得我们在用钱时倍加小心，每投入一分钱，都要计算它的产出，而且要量入为出，不敢轻易扩大基建规模，十分重视经济效益。有些大一点的项目，对其可行性、经济效益和偿还能力的忧虑，常使我们彻夜难眠，有时甚至会半夜惊醒，一身冷汗。
经济效益的压力，同时迫使我们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采取一系列的决策，来为生产和经济发展开路。
首先是在工程建设方面搬来香港的做法，发包工程采取投标和订合同的形式。这样可收到投入少、收效快、质量好的经济效果，更可奖励先进，破除官方包办、独家垄断的弊习。
紧随着，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管理机构设置、住房分配、社会保险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包括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考试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