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作者：范银怀
寨这样逐年整修土地，里切外垫，肯定亩数会增加。是否要把增加的土地如实上报，也不会有人计较。从保护种田人积极性出发，也不去认真追究。但是陈永贵既然把亩产量公布出去，而且已成为全省的学、赶目标，这对别的劳动模范，已成为任务。上级党委会问：“大寨能达到的水平，你们为什么达不到?”因此他们就要认真考察。但是作为劳模之间的观摩，他们不宜在大寨干部面前谈这个问题，只能对他们认为比较公正的记者谈他们的看法。我听了这些劳模的意见以后，不能不加以重视。向分社汇报后，副社长马明要我如实写出，供省委领导参阅。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记者来信》。当时写这篇稿子目的是，希望省委有关领导启发陈永贵报产量要实事求是，让李顺达这些劳动模范心服口服，以利于学大寨，赶大寨。这完全是正常工作，不是挑毛病，更谈不上什么反大寨，而是维护大寨。
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这些劳模真有眼力。大寨的耕地面积，陈永贵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合作化十多年来，每年整修土地，亩数有所增加，后来把增加的120亩耕地种了果树(不算耕地)。他只说到这里，但是来大寨的人却很少看到果树，因为大部分还是树苗。善于利用土地的陈永贵，正式耕地的地角、地边都不空，难道果树苗地能让它空着吗?这些土地不计算耕地面积，但长的庄稼并不差，收的粮食照数算在总产量内。这么一来，这120亩地就作了“无名贡献”。
后来到大寨、昔阳调查了20天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心里更清楚。他既坚持实事求是，又保护陈永贵的积极性。他采取正面引导的方式，说“不要追求亩产量”，“主要是总产”。陪同调查的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也表示同意这种看法。
为了从宣传上加以引导，廖鲁言特意向作者讲，要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单产。说亩产700斤以上就可以了，不要过分强调。因为黄河以南达到这个水平的也不多!
所以这样，都是启发和引导陈永贵要量力而行，不要追求高指标。这是保护劳模的好主意。但陈永贵要“大灾之年，夺取大丰收”，亩产一举过“长江”。
农业还是“一半靠天”的时代，粮食产量有所波动是正常的。然而陈永贵要用产量证明自己“路线正确”，领导高明，产量只能“芝麻开花节节高”。数字可以按政治需要进行“技术处理”。
但是，他只想到这样做的好处，没有想到还会带来麻烦!
陈永贵“很想咬李玉秀一口”
1963至1964年，人称是比、学、赶、帮之年，涌现出的先进单位真不少。有大庆、大寨、空军，还有周总理表扬的石圪节煤矿等五个勤俭办企业典型。这些典型接连在报纸上出现，引起很大反响。
1964年4月24日新华社传达刘少奇指示：“最近报纸发的典型多了些。各地对典型要核实一下，免得有浮夸。”
根据这个指示，中宣部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报道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要核实准确，如有差错，追究记者和有关领导的责任。社里传达这个指示精神时，编辑部负责人提示，大庆报道已经“出笼”，下一步报道要扎扎实实，哪些好就说哪些，不要说过头话。
宣传大庆要防止浮夸，宣传大寨呢?
这时反映大寨产量不实的《记者来信》送到省委负责人手里了，未见有什么反响，但我作为记者已尽了责任。没想到，一位编辑从一篇公开报道——《大寨之路》中发现了“漏洞”。
1964年9月，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要将我们分社采写的《大寨之路》出单行本。编辑从文章中发现两个问题未交代清楚：一个是陈永贵的经历，他哪一年到大寨?哪一年在外打工?哪一年入党?须核准；二是大寨的耕地面积，在合作化初期是802亩，往后十多年，每年整修，每年扩大，为什么到现在还是802亩?要求我们核实后，写出书面报告，以保证按期付印、发行。
出版社通过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编辑庄重转达这两个问题时，带有批评采写稿子记者的意思。当我作出解释时还批评我有袒护“老乡”之嫌，我为此事和领导吵了起来，闹得收不了场。
分社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决定派《大寨之路》的执笔者莎荫和我到大寨核实。莎荫是自尊心很强的人，自己写的稿由自己核实无异于自我检查，他坚决不去。但又必须有作者参加核对，最后决定由分社采编副主任李希孟和我去大寨核对这两个问题。
到大寨当天晚上就开支部会核对这两个问题。陈永贵主持，贾进才也参加。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回忆。说到陈永贵的经历和入党时间，都说不准年月日，只记得人党是那年秋后或初冬。但说到大寨的耕地面积时，陈永贵像早把话挤到口边，一句话作了回答：整地多出100多亩，种了果树，这样一增一减，现在耕地正好是802亩。
对陈永贵的经历说不准，县委就让我们到县委组织部查阅陈永贵档案。从《党员登记表》中看到，陈永贵人党时间是1948年；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内，写有“兴亚会”。这是意外的发现。
回到太原向领导汇报时，分社副社长李玉秀好像还不放心，郑重地讲，如果大寨有浮夸，新华社要承担责任。我因为第二天要下去搞“四清”，就把大寨党支部提供的情况写出来，交给了李玉秀。随后就到了原平县平地泉大队，从此离开机关将近一年。
一个月后，李玉秀、田培植到大寨采访，这时晋中地委派驻大寨的“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
昔阳县被列为山西省八个社会主义教育重点县之一。派到大寨的“四清'212作队和对待“三类队”一样，照上边的要求，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因此很快听到一些对陈永贵和大队干部不利的情况，包括耕地亩数不实、干部强迫命令等问题。这一下激怒了陈永贵和大寨干部，说工作队专找落后社员搜集材料，企图整垮干部。陈永贵把“四清”工作队整理出的问题一条一条驳回去，搞得工作队下不了台。工作队成员却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干部抵制、对抗“四清”运动。
工作队与大寨干部正顶着牛，又来了一位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他听了工作队汇报，认为大寨问题很严重。他和工作队成员一起跟李玉秀、田培植谈话时说：“大寨的旗杆上生了虫虫”，要在这次“四清”中进行教育、整顿。
谈到大寨的耕地面积，工作队提供了山西农学院科研人员在这里测算的数据。大寨从土改到合作化报的耕地面积一直是802亩，而这位农科人员从播种的种籽推算，可能是1200亩，这就比大寨报的802亩多出50％。土地面积多了，平均亩产就少了，由此引出大寨单位面积产量不实。
两位记者听了副省长、工作队提供的情况，就到北京向总社汇报。总社编辑部领导认为应该把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但不要扩大影响，只登《记者反映》。后来田培植对我说，他们写稿时用了我那篇《记者来信》中李顺达等认为大寨耕地不实的材料。
周恩来总理看到《记者反映》，讲明这件事对国内外的影响后，华北局、山西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