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作者：范银怀
人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立即派山西农林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贯文，带着一批助手，到大寨丈量耕地。
1965年1月，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共同组成工作组进驻大寨，这就是当时称的“五级丈量队”。他们对大寨土地进行丈量，对粮食进行清库核实，对账目进行清理查对。
陈永贵和大队干部满肚子委屈。他们觉得大寨人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粮食，自己省吃俭用，多向国家卖粮，如今上面却兴师动众来丈量土地，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同时也担心：丈量出少报的土地，自己怎么下得了台，怎样交代?难怪陈永贵一提丈量大寨土地就咬牙切齿，几年后他还向冯东书讲：“很想咬李玉秀一口!”
毛泽东批刘少奇，树大寨旗
进驻大寨的工作组正会同“四清”工作队丈量土地，1965年2月7日，李雪峰、陶鲁笳刚参加了中央一次重要会议就来到大寨。照他们的说法，是着重来解决大寨的土地、产量和“四清”问题的。
这个时机对陈永贵极为有利。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正在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这次运动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的“四清”很不满意，而毛在讲话中间，刘少奇还插话解释，说这次运动比较复杂，四清和四不清、党内和党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错着。毛对刘打断他的话很不高兴，但当时没有给予反驳。第二天，毛泽东拿着两本小册子到会，先拿起一本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有发言权；又拿起一本宪法，说宪法规定公民有发言权，为什么不允许我讲话?
接着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的话说：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他还批评了扎根串连是“烦琐哲学”。(作者1996年问过当时的刘少奇秘书姚力文：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他就从这件事讲起。可见这是毛、刘之间政治分野的重大事件，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政治摊牌。)
会议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田家英后来对人说，起草这个文件时，毛泽东说一段，陈伯达写一段，毛再修改一段。可见，文件充分体现了毛的意图。
这个文件下发后对于稳定基层干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不仅仍然错误地估计了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并且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四清”的内容也由原来的清账目、仓库、财务、工分改为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令人注目的是，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全国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队都要像大寨那样，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又把大寨写进了中央文件。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大寨的是非问题都和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争议联系在了一起。
不管刘少奇是否说过核实大寨的耕地面积和亩产量，这两位新华社记者是按照刘少奇核实先进单位的指示而写的《记者反映》；不管驻大寨的“四清”工作队是否知道他们“扎根串连”是按刘少奇指示来的，直接听到毛泽东批驳刘少奇讲话的李雪峰、陶鲁笳思想非常明确：在毛泽东树的大寨这个典型搞“四清”，不能再按刘少奇的指导方针、作法搞，必须迅速改为毛泽东的方针、作法。正因为如此；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他们就来到大寨。
于是，说大寨耕地不实成了一个严重政治问题：“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旗帜，横加挑剔是不是企图砍旗?”精明的丈量队人员和大寨干部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按照陈永贵的说法，大寨的耕地原来是4000多块，经过改造是2000多块，怎么丈量呢?事后，刘贯文向作者讲，很多地块都不规则，只能大致量一下长、宽，地边地角都不计算。至于那“小果树地”，还照陈永贵的想法“不算粮田”。另一位参加丈量的大寨“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后来的昔阳县委书记刘树岗说，当时有人提出两种丈量法，一种是从地边丈量起，一种是从庄稼丈量起，其中一个数字是从庄稼丈量起的。当时一共丈量出三个数字，这是绝密数字。三个数字一起报给李雪峰。
政治家们和陈永贵真是遇上了难题。他们费尽心思，寻找最佳方案。
经过陶鲁笳和工作组精心研究，在陈永贵参加的碰头会上，由山西省农林厅一位负责人汇报核实情况：
“小果树地和菜地不算。我们考虑有三个方面需要订正：一、5厘以下的地块不能算，共1．1．037亩；二、菜地12亩少了，应该是20．37亩；小果树地也应多扣。除了经济作物，1964年粮田面积是750亩。”
陈永贵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核实组尊重陈永贵的意见。
另一位农林厅干部说：“在750亩粮田中还应扣去45亩，因为洪灾后还没有全部恢复。”
陶鲁笳以安抚的口气对陈永贵说：“小果树地不算粮田。”
经过这样七折八扣，大寨的耕地面积是多少?这位核查组负责人说：
“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796亩(小数点后四舍五人)，小果树地不算。”
“小果树地不算耕地面积”，陈永贵报的耕地面积又打了折扣，核查结果，大寨的耕地面积比陈永贵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这就使陈永贵卸下了包袱，当即表示感谢上级领导对大寨的关心和爱护。
陶鲁笳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寨耕地核实结果，说丈量的结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总理详细打问了土地和产量的事，还嘱咐多分些谷子，每人争取吃到60斤小麦。
陶鲁笳说：“这个事弄清楚好。今后就按弄清的数字上报和向参观人介绍。”
陶鲁笳回忆说：“当时我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有怀疑。”
尽管省委作了“通报”，有些劳模仍不服气。1965年，陈永贵去李顺达领导的西沟大队和郭玉恩领导的川底大队参观，他看了那里的庄稼，说：“你们的地修得好，庄稼长得好。”郭玉恩回答说：“好也不行，二亩不顶一亩。”意思是大寨那一亩比别人的大。
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不仅调查耕地不实问题，还了解到大队干部存在命令主义等问题，因此大队干部对工作队很反感。在李雪峰、陶鲁笳参加的大寨干部座谈会上，大寨干部按陈永贵定的调子，异口同声地倾诉工作队怎样逼他们交代问题，又如何找“很不好”的社员揭发干部的问题。讲到这里，陈永贵怒气冲冲地说：“我参加全国人代会，干部在村里挨整。”质问：“他们贪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