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作者：范银怀
还是腐化了?这样往死里整人，只能让地主、富农高兴。”
陈永贵在大寨是一手遮天，一言九鼎。大寨的干群关系，特别是陈永贵和群众的关系，是很紧张的，但陈永贵把盖子捂得很严。因此，陈对揭发他们问题的“四清”工作队简直是不共戴天。
李雪峰知道，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指出“四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寨写进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说明大寨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向陈永贵和大寨干部赔礼道歉。他议：，大寨已经是农业战线上的红旗，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来。你们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子正，根本不需要扎根串连。工作队来大寨，没有把方法交代清楚，这是领导上的责任。这就是陈永贵“文革”中到处讲他抵制了刘少奇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源头。
不久，山西省委下发《关于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65)138号文件，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原晋中地委、昔阳县委派驻大寨的工作队思想不明确，不敢大胆相信党支部，机械地搬用了三类生产大队的四清作法”。与此同时，决定撤出原“四清”工作队。
如实反映情况者均遭祸害
“小果树地不算耕地”，陈永贵如释重负；不该在大寨搞“四清”，陈永贵扬眉吐气。
大寨的耕地面积由怀疑多几百亩变成少了6亩，陈永贵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丈量出来的，而是为避免“国际影响不好”，对付“怀疑不少”的参观人而编制出来的。按说，事情应该圆满解决，到此为止，但陈永贵却还要弄个“水落石出”。他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向上边反映大寨耕地数量不实的问题，也不知道丈量大寨土地是周总理指示。他以胜利者姿态穷追不舍，四处打问：究竟是谁向上反映的?
1965年11月，作者刚从原平县搞“四清”回来，就到大寨采访。一年多没见面，互不了解近况，陈永贵问我：“你知道是谁反映大寨耕地问题的?”因为李玉秀、田培植写这篇《记者反映》时我在“四清”点上，确实不知道他们写这样的稿，也没有看过稿件内容，就如实向他说：“我不知道。”过了几天，他陪着一批参观团在狼窝掌地块停下来休息时，有人提到耕地面积，陈永贵像触动了神经一样，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喊：“让他(反映耕地不实的人)给我把这6亩地修出来!”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永贵出气的时候来到了!
不知是造反派打砸抢发现的，还是对“走资派”逼供信得到的，大寨人弄到一本《内部参考》。陈永贵如获至宝。随即把写《内参》的李玉秀、说大寨“旗杆上生了虫”的副省长王中青，连同在大寨搞“四清”的工作队领导，一齐揪到大寨批斗。
批斗大会由陈永贵主持。为了给这些提供“黑材料”的“黑帮”以严厉惩罚，批斗他们时，对照着《内参》一条一条追查提供材料者的姓名，还强制他们参加劳动，“修出6亩地”，有的搬大石头砸了手，流着血，照样干。专横代替了民主，愚昧战胜了科学。
其实，认定大寨耕地不实的，既不是这些“黑秀才”，也不是这些“黑帮”，而是和他一样的农业劳动模范，还有农业科学工作者。大寨干部当众责问李玉秀：“谁向你提供大寨耕地不实的材料?”李玉秀回答：“范银怀。”这就指的那篇只供省委领导参阅的《记者来信》。因此，陈永贵后来很气愤地说我“不够老乡交情”，向李玉秀提供了“反大寨”炮弹。
而我这时还不知道别人把自己写的材料摘进《内参》，也不知道别人在陈永贵和大寨群众面前把我交代出去了。有一次，我回昔阳采访，受到冷遇，住处也没有安排在原来地方，没有人敢接近，更不给谈情况。我纳闷，就找到原来的好朋友、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千和问其缘由，刘悄悄告诉我：“人家说你反大寨。”我才知道了情况。从此，我也不便到大寨采访了。冯东书(分社农村组负责人，后为采编主任)也被陈永贵说成“反大寨”，但他还得报道大寨，因为这是他的首要任务。我是工、农、文教都涉及的“自由战士”，不到大寨、昔阳采访照样有事干，所以，说我“反大寨”也无所谓。
冯东书几次当面向陈永贵解释对我的误会，对方都不以为然。我对冯十分感激，但我一笑了之，也不以为然。
1968年，新华总社抽我参加国庆报道。我和国内部陈保廉到京西宾馆向陈永贵作礼节性采访，陈握别时笑着向这位同行的女记者说我“不够老乡!”不过他拿我这“反大寨老乡”也没办法。陈永贵还是给我这个老乡面子的，未在公开场合点过我的名。他失势后，要分社摄影记者董荣贵带话给我去看他，因没有机会未能成行。当年他是毛泽东树的典型，只能说好不能讲个不是，他也只能当“样板戏”的演员，我们都理解他。所以他多次指责，我们对他也无反感。他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很威风，但有时因蛮横无知，也闹得自己下不了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斗争矛头由“黑帮、黑线”，引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陈永贵“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往上追查。到处作报告，讲“刘少奇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派黑帮、黑秀才搜集大寨黑材料，又派工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直接参与丈量工作的刘贯文对这位正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劳模无法劝告，直到山西出版社按他的讲话出书时，审稿的刘贯文才不得不提醒他：派人丈量土地的不是刘少奇的“黑”司令部，而是周总理。陈永贵才再不提这桩事了。
有些科学工作者、记者爱较真。“文革”中，大寨在虎头山上种了一块水稻。这确实是新闻。水是从十几里外的郭庄水库引来的，先蓄到池子里，再抽到稻田。稻田有多大?大队干部说是1亩，而在这里跟踪试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精确测量、计算，是1亩1分。大寨要高产，科研人员要准确，记者冯东书要发新闻。这亩产量以谁提供的为准?核对数字时，陈永贵大发雷霆：“又来怀疑大寨的产量了!”一天，大队长贾承让拿着一根5尺长的木杆说：“路线斗争，就凭这硬家伙!”拉着冯东书上山，到现场丈量。冯很为难，执意不去，贾强拉要去，只好跟着上去。田埂不算耕地：20块，一块4个边；共84个边，每个边往里缩进去一点，丈成了9分地。记者只好报一个笼统的数字。
究竟大寨的耕地是多少?1980年11月，中宜部长王任重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联合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涉及土地亩数时写道：“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
照这样计算，大寨耕地是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报的802亩多了158亩以上，照五级：丈量队宣布的796亩则多164亩以上，与李顺达等测算的数字接近。这比原来报的还“少了6亩”距离多大!但在当时，谁怀疑大寨的耕地面积和产量，谁就是“路线斗争”对象。
“实事求是”在那种情况下只是个招牌。谁要坚：持真理，如实反映情况，谁就遭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