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九） 东风压倒西风……
作者：青 石
了苏联四十周年国庆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各国党的最高领导人都将前来莫斯科，此举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麻烦。赫鲁晓夫特别担心的自然是毛泽东的反应。为了扳倒朱可夫，同时又能让毛泽东如期前来莫斯科，赫鲁晓夫决心不惜以原子弹和导弹的生产技术来取悦于毛泽东。还在一年以前，当中国方面提出类似要求的时候，莫斯科曾经以导弹技术过于复杂，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等理由明确地拒绝了中方的提议。如今，赫鲁晓夫不顾政府中的反对意见，坚持于10月15日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国方面盼望已久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 (即所谓“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方将在1957年至1961年底，供应中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中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
在完成这一系列准备之后，10月27日，赫鲁晓夫乘朱可夫在东德访问的机会，解除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进而撤掉了一批他手下的元帅。这一次，赫鲁晓夫相信他不必再派米高扬飞到中国去进行解释了。他只是通过米高扬告诉刘晓大使说，朱可夫“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反对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犯了错误。
毛泽东说：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要为首就很难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如期到达莫斯科，一来参加苏联建国四十年的庆祝活动，二来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这次来访格外重视，早早就作出决定，把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安排到列宁山等处，对毛泽东则给以特殊规格的礼遇：不仅住到克里姆林宫来，而且要住到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寝宫里。
毛泽东人住克宫后，赫鲁晓夫更是热情备至。他每天早上都要来请安，并且迎来送往，与毛几乎是形影不离。受到苏方盛情的感染，毛泽东似乎也对赫鲁晓夫有了一些好感，不仅在内部讲：赫鲁晓夫这个人多灾多难，我们应该帮帮他；当众也对赫鲁晓夫说过：好花还要绿叶扶，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们这次就是来扶助你的。
为什么要“扶助”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斯大林逝世，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明显地需要明确一个以谁为首的问题。
关于多元化的观点，首先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明确提出来的。亚洲国家共产党人中也有提出应该以中共为首的想法。这些都反映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的号召力已经面临严重问题。就连赫鲁晓夫也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谦让，甚至提出苏中两党轮流担任各国共产党会议召集人的意见。这件事让具有东方集体主义传统的毛泽东反而有些为难了。
既然存在着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当然要成为一个整体，要一起行动，自然也就一定要有一个以谁为首的问题。毛泽东不是不想为首。以赫鲁晓夫的鲁莽、片面，以苏共中央在一些关系到革命道路和前途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观点的说法，毛泽东无疑更愿意由自己来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羊。但中国人向以谦逊为，美德，不论毛泽东是否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在苏联在各方面还是“老大哥”的情况下，他不仅不会去争这第一把交椅，而且还会去帮助赫鲁晓夫说话，把赫鲁晓夫扶到“班长”(毛泽东的说法)的位置上来。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确实还不具备那个实力。靠枪杆子得到政权的毛泽东是深知这个“实力领导原则”的。
到莫斯科不久，毛泽东就在与波兰等国家党的领导人谈话时明确讲：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比比利时还少，只有500万吨，和波兰一样，而苏联是5000万吨。在11月1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发言也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为首”，就是“召集会议”的人，而这个会议不是第三国际，也不是共产党情报局，没有指挥各国党的权力，这是毛泽东再三加以强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为首”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期望的那个“为首”，多少还有一些区别。给苏联以负责召集会议的权力，这在毛泽东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会议召集起来了，这个“班长”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了，关键就在于“指导员”了。中国不当“班长”，但不等于不能当“指导员”。
很明显，当毛泽东说“我们有革命的经验”的时候，话里话外就暗含着一种自豪的味道：我们是革命过来的，你赫鲁晓夫有过这样的经验吗?陪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他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起吃饭，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在卫国战争期间如何勇敢地与斯大林争论西南战线的军事作战指挥问题，斯大林如何歇斯底里，苏军总参谋部的元帅如何胆小如鼠，而他当时的判断如何正确。赫鲁晓夫在那里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这边却只是津津有味地埋头吃饭，一句话也不说。等到吃罢了饭，毛泽东抹了抹嘴，往后一靠，这才把脸转向赫鲁晓夫，好像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那个西南战役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吗?
在整个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现得十分活跃，广泛接触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除了经常性地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以外，光是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就谈了三次，与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印度共产党领导人都分别进行了两次会谈，并且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瑞典共产党的领导人，乃至同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团等也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了解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的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因为按照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绝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即通过所谓争取议会中的多数来实现的。谈话的结果，多数党的领导人也并不都认为“和平过渡”一定是可行的。这就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两手”论。
所谓“两手”论，是毛泽东在临行前的10月29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当中提出来的。他当时明确告诉尤金说，他希望赫鲁晓夫能够修正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提出的“和平过渡”的观点。他表示，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思想，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认为，对于夺取政权问题，还是提“两种可能性”，即做两手准备比较好。一是尽量争取和平过渡，二是准备暴力革命。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