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作者：姚 鸿 荣 刚
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开了三个半天。结束以后，我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写了报告。我说这五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从五个省已经形成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看，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界定公有制基础、按劳分配原则、政权性质、国家在宏观经济上的规划和重大决策；市场经济是手段、方法，应当也只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报告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4月21日直接送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收。我在报告中还附了一个统计资料，列举五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引进外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比相对运用得差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记者：您在报告中好像还附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写的一篇论文。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陈：在我主持召开五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会的前不久，国家体改委召开了一个“经济体制转换国际研讨会”。1992年4月20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在当前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问题了。”这个题目，就是指这次研讨会讨论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问题”。基辛格说：“我很赞赏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主持了这一研讨会。”他对这种转换提出了三点基本看法。首先，他认为目前有关经济体制转换的讨论中大都将“纯粹的市场制度”与“纯粹的计划经济”相对比，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极端的模式。第二，相对集中的经济向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考虑其独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基辛格的结论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周围的经济生活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变化的趋势错综复杂，但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似乎可以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他还指出：“向市场转变的目标被广泛接受，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同试图改革的国家一样多，显然，没有一个‘通用’的办法。改革过程必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基辛格在结论的最后强调：“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政治稳定”，“简而言之，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密不可分。”我仔细看了他给我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我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就把它附在给江泽民、李鹏同志的报告后面，推荐他们一阅。
参加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记者：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您能谈谈参与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吗？
陈：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的，我只是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发表了南方谈话。他满腔热情地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并针对国内外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深刻地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同石破天惊，极具理论上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对改革的实践是又一次的巨大推动，对开好党的十四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指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他在列举了关于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几种不同提法后，明确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这篇讲话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党的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江泽民多次找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的同志研究报告内容。在他决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后，还提出把报告内容先在中央党校作个报告，听听各方面的反映。大家都认为这个做法好，既是听取意见，集思广益，也是做工作，统一党内外认识。后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将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发给各地方、各部门、各军队单位征求意见。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听取意见。我到了浙江，省委常委讨论后一致表示赞成。在讨论后整理意见期间，我去了温州，地委书记对我讲了各方面对温州工作的责难，他们感到压力很大。我说，这些议论要听，但你们不要去争论，工作还是按照现在的路子走，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好。只要有这一条，就能站住。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在争论和反复中发展、深化
记者：正如您前面所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92年10月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经历了14年。现在回过头去，您怎么看这14年？
陈：这14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发生到发展，由渐进到水到渠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发生、发育和成熟的程度考察，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9月。这个阶段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下，只能学习和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经济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地方和企业都强烈要求“放权搞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导改革的思想解放，首先是理论界认识到“商品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有重要作用。继而政府在实践上下放权力，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控制，允许有更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发挥搞活经济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