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雨雪风霜话秋白
作者：陈铁健
与此同时，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也发生类似矛盾的斗争。学生批评支部是“旅莫支部残余”，反对支部对学生乱扣政治帽子。“东大”当局庇护支部，压制学生。学生愤而到共产国际驻地游行请愿。“东大”当局认为学生聚众捣乱，准备开除部分学生。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活动，事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并参予筹备中共六大。来苏之前，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委托他对中国留俄学生进行考察。向在调查“中大”、“东大”以及各军校时，有人报告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又名“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向对米夫透露此事，米夫应向请求，开始收集学生动态，密检学生通信，并通知克格勃侦察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
其实，所谓“同乡会”或“储金会”，只是同学之间在经济生活方面餐饮小聚的友谊互助，或闲话谈天的感情联络，绝非派别团体的秘密活动。然而，米夫根据克格勃人员私拆学生通信中的只言片语，便在1928年2月公开宣布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秘密组织“江浙同乡会”，立案调查。动员学生互相检举，弄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王明推波助澜，到处找人动员揭发。他利用给向忠发做翻译机会，扮演参谋角色。同时，在墙报撰文诬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准备脱党另寻出路的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与第三党保持秘密联系。米夫也在全校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大”是“同乡会”大本营，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向忠发也在“中大”全体学生大会上，声称已基本查清“同乡会”是反革命秘密小组织，上有中央下有支部，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此事不容怀疑，谁怀疑就是反革命。此后，“同乡会”的黑名单上升到130人。4月到6月间，王明、向忠发连续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加快处理“同乡会”，以组织和法律手段予以整肃。6月26日，正在中共六大开会期间，米夫突然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解决，“中大”不是它的大本营，要求学生们停止揭发检举，改善相互关系。但是，向忠发刚当选中共总书记第三天，就召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咬定“同乡会”的存在和查处决心。王明作系统发言，并在会后形成《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成为新中央解决此事的依据。向忠发返国，“同乡会”问题摆在中共代表团面前。
联共（布）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依据被冤学生们上告材料，召集联席会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周恩来参予其事。8月下旬，提出调查报告大纲，根本否定“江浙同乡会”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认定“同乡会”只是各校中国学生试图组织物质上的互助团体，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张在书中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参加联席会议的周恩来，没有接受这个决议，坚持中共中央实际是向忠发的意见，但也感到前此定案的证据难以确立。因而作出妥协，放弃对众多学生的指控，只将“同乡会”分子锁定在蒋经国、卢贻松、孙冶方等12人，并把对“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怀疑，作为中国内部问题处理。显然，此举与维护新中央的威信有关。9月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中央监委意见，但未公开宣布为“同乡会”平反。王明、秦邦宪、李竹声、盛忠亮等继续为错案辩护，阻挠和围攻要求平反的学生。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中，没有参予实际行动。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早已把他指为“同乡会”的“后台”。说他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组织自己的一派”，而“同乡会”的人则一定会同他发生关系。
这一时期，除“第三时期”理论外，瞿秋白与米夫在富农问题上也发生严重分歧。瞿秋白认为，中国土地革命中不但不能反对富农，有时还要联络富农。米夫最初与瞿观点相同，但当斯大林推行全面集体化，斥责布哈林保护富农，开展反右倾斗争时，米夫摇身一变严斥瞿秋白的“富农观点”。1929年下半年起，联共（布）在全国掀起“清党”运动。在此之前，一大批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来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对“中大”的官僚主义管理以及由王明等人控制的“中大”党支部的不正之风表示不满，得到多数学生支持。王明等人把他们称为“工人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等。工人出身的学生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得到瞿秋白支持，王明、米夫等更加忌恨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9月新学期开始，“中大”部署“清党”，人人过关，手段粗暴。王明一伙视为清除异己的良机，瞿秋白成为他们诬陷的主要目标。在米夫支持下，他们掌握了“中大”权力，使“中大”这个为中国革命培育人才的摇篮变成滋生教条宗派，进而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基地。王明虽然返回中国，但他的教条宗派已形成势力。在“清党”大会上，他们抛出事先收集和捏造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瞿秋白和托派连在一起，说他参加“中大”派别活动。“中大”“清党”委员会无权处置中共代表团成员，却对他们的亲人横加迫害。在“中大”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受到严厉审查。陆定一的夫人唐仪员，被开除团籍。瞿秋白胞弟景白，对“清党”的粗暴做法不满，在一次大会上将自己的党证退给联共区委以示抗议，当晚就神秘“失踪”。类似景白遭遇，至今生死不明的人，为数甚多。
瞿秋白在种种压力下，依然关注“中大”教育的改革，连续给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写信，指出“中大”前任领导人米夫和王明教条宗派对“中大”的错误影响，要求对“中大”进行迅速的根本改造。瞿秋白的公正批评，无疑更使米夫一伙恼怒。瞿秋白又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查明“中大”“清党”中，王明一伙对中共代表及其成员邓中夏、余飞、陆定一和他本人的诬陷。而代表团另一成员张国焘却在此时倒向米夫、王明一边，反诬瞿秋白等站在右倾立场，支持与富农结盟，支持李剑如小集团反对支部局，等等。这使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腹背受敌。1930年6月28日，米夫等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宣布决议，“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部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进行必要的更新”。结果，瞿秋白、邓中夏、余飞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