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雨雪风霜话秋白
作者：陈铁健
斯大林1927年7月9日在致莫洛托夫信中写道：“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党务顾问……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政党的钉子。”斯大林的信，把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说得太清楚了。
鲍罗廷、罗易等走了，罗明那兹、牛曼等来了。罗明那兹少不更事，盛气凌人，莫斯科派他来华任全权代表，与他“素以左倾著称”不无关系。
先是，瞿秋白随鲍罗廷到庐山，俩人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早已知晓斯大林诿过于人意图的鲍罗廷，明知中共一切行动皆遵奉莫斯科旨意，但为维护莫斯科的威信，只能由中共中央即陈独秀承担责任。瞿秋白对此显然未表示异议。7月21日，瞿、鲍返回武汉。23日罗明那兹、牛曼到达汉口。当晚，罗找瞿秋白、张国焘等谈话，宣称中共中央违反共产国际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当谈到南昌暴动时，罗却茫然无计，声称要请示莫斯科。26日，罗召集会议，决定南昌暴动和筹备中央紧急会议。南昌暴动是临时中央已决之事，鲍、瞿在庐山表示同意。中央紧急会议，罗安排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他一起着手筹备。《告全党党员书》，是罗在瞿秋白提供大量具体情况后，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草拟的。八七紧急会议在罗、瞿主持下召开，结束了右倾妥协退让政策，确定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总方针，恢复行将溃散的党组织，挽救濒于崩坍的革命事业，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同时，过分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一味鼓吹“进攻”，普遍发动暴动，制造“烧、烧、烧”、“杀、杀、杀”的“红色恐怖”等冒险行动，进而在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政治上的盲动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错误。全国总暴动，至广州暴动达到高峰。广州暴动后，牛曼力主坚守广州，招致失败结局。瞿秋白等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暴动。192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下令制止全国各地左倾盲动错误。
张秋实书中认为，瞿秋白的盲动之所以发生，其一是在革命急剧转折关头，需要判断形势，确定政策，任务异常艰巨。瞿秋白的书生型的领导素质，难以应对历史巨大变局。他的带有经院色彩的理论研究，以及他所缺乏的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运动才能获得的实践经验，使得他在担负非常时期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显得力不从心。何况，对他发号施令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又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其二，当时弥漫于党内的复仇情绪，受莫斯科“左倾”路线影响的罗明那兹的冒险主张，都直接感染着瞿秋白。瞿秋白内心潜藏的向反动派讨还血债的斗争愿望，迎合了盲目冒险的罗明那兹。其三，瞿秋白的“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与罗明那兹来源于莫斯科的“无间断革命论”，形成理论共鸣。曾经具有清醒头脑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瞿秋白，这时似乎变成了罗明那兹的盲从者。他在《布尔什维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宣传罗的“无间断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等等错误理论和策略。直到中共六大，瞿秋白仍然为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辩护。瞿秋白与罗明那兹，是下级对上级的关系。瞿秋白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代表，虽然失望和不满，却是服从的，从而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瞿秋白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达到能以抵制和纠正罗明那兹错误的程度。中共此时的整体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没有成熟到能够独立思考和自主地对待莫斯科的领导的程度，而只能听命于莫斯科。
当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包括其他地方在内的中共党人，已经开始在革命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也为寻找革命新路开始最初的探索。例如，他强调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强调以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他从发动城市暴动的失误中，从理论上质疑“城市中心”观念，进而逐渐向建立“农民割据”转变。主张以暴动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农民革命军，防止暴动专意攻城而忽略了乡村土地革命工作的策略。192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致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要求他们设法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发动群众以武力创造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由于中央的这一指示，才有朱毛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诞生。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给河南省委指示信中，要求在中心城市周围农村“切实造成各区农民割据的局面”，对中心城市作“威胁与包围”。中共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指示信中，也有同样的意见。显然，这一斗争策略包含着某种农村根据地包围中心城市的设想。它对于全国各地起义武装走上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全党最终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盲动政策刚刚结束，从莫斯科传来同意中共在苏联召开六大的决定。瞿秋白5月抵达莫斯科，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并在会议中作长篇政治报告。他在会上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表现了党的领导人应有的民主精神。他在政治报告讨论后的结论中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以攻击，大家相互之间也展开了攻击。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以前所没有的。”“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攻击”，就是指开展同志式的严肃的批评。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负责人布哈林在九个小时的报告中，十分难得的承认莫斯科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帮助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共武装工农，结果，俄国无产阶级制造的子弹射击了中国工农的头颅。这个不无幽默的表示，足以证明斯大林扣在陈独秀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恰恰应该戴在他自己头上。
中共六大结果，莫斯科以提拔工人干部，改变党领导层小资产阶级成分为由，选择了工人出身、又在斯大林面前极尽讨巧之能事的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决定，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从此，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的全面冲突开始了，他的悲剧噩运也由此铸就。
莫斯科风霜雨雪中
从1928年夏到1930年初秋，瞿秋白和妻杨之华、女独伊，一起在莫斯科生活两年。这看似悠闲宁静的异域生活，却涌动着滚滚波涛。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继反托季联盟又发动反布哈林集团的大清洗运动。瞿秋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
中共六大刚结束，瞿秋白紧接着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与会代表共32人，8人作了14次发言，瞿一人就发言5次。瞿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并与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成为政治书记处成员。从中共领导层步入共产国际领导层，地位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固有的独立思考的性格。他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正是这种性格的体现。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政治报告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国际所处时代的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认为第一时期（从大战到1923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无产阶级直接起来发动革命时期；第二时期（1924到1927年），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无产阶级处于防御斗争时期；第三时期（1928年开始），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线崩溃，世界革命将取得最后胜利。共产党人在整个战线上向右派进攻，要向“左”转。“第三时期”理论，并非布哈林的思想，而是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的思想。此时，被斯大林誉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对富农政策上发生重大分歧和对立。布哈林为共产国际六大起草的《论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内中并无“第三时期”理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新的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事实。但他的提纲被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否定，以塞进了“第三时期”理论的新提纲所代替。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会议上，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认为“现在总的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稳定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日益增长”。而布哈林报告中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影响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对“第三时期”理论的质疑，种下了后来与米夫、王明一伙的争论。而由于围绕中国留苏学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的争论更具政治性和复杂性，导致瞿秋白和米夫、王明一伙关系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