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访谈录
作者：佚名
记 者：应该说，因为您有那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会有那样的境遇。当您重新和家人见面时，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成思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两种心情，一个是非常高兴，毕竟是亲妹妹，我们差不多20年没见面了。另外一个也害怕，怕她走了以后，这里又给我安什么“里通外国”的罪名。所以当时我还特意跟军代表说，那是组织要我见的，不是我个人见的（笑）。
记 者：见面的时候您还认识妹妹吗？
成思危：那当然认识，小时候的影子还是有的，因为我离开家的时候妹妹12岁了。
记 者：您和妹妹这次相见，有没有给您留下什么很深刻的印象？
成思危：当然，我知道了家人的消息。特别是我妹妹告诉我，有一次中秋赏月的时候，父亲对我两个妹妹说，哎呀，不知道你哥哥现在是否还活着？对我很挂念。因为当时国外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报道很多，父亲觉得，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大陆没准儿就没命了。妹妹说了这事，让我很感动，原来他们一直在想念我。另外，让我很悲伤的就是，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记 者：在很多关于您的介绍中，都讲了您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您母亲在您的印象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成思危：我母亲是一个聪明、漂亮、能干的人。她的姐妹很多，但我外公特别看中她，只有她能够到法国留学。她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很好，待人非常温柔谦和，循循善诱。遗憾的是她跟我父亲结婚以后，就在家里相夫教子，埋没了她的才能。
我跟母亲非常亲近，因为只有我一个儿子，母亲对我是非常地爱，甚至可以说是溺爱。
记 者：您觉得您的性格更像父亲还是母亲？
成思危：我觉得我是继承了我父亲和母亲两方面的性格，像父亲的是在对自己在治学做人做事方面要求很严，而在平易近人方面，母亲是我的榜样。
1979年，成思危第一次获准赴美国考察。
已经81岁高龄的父亲闻讯专程从台湾赶到美国与儿子见面。此时，他们已经分隔28年。
成思危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报人成舍我。他靠200块大洋起家，在北平陆续办起《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还在南京办了《民生报》，在上海办了《立报》。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成舍我举家南迁香港，又在香港办了《立报》。成舍我最终创下资产达数亿美元的世界报系。
成思危离开香港时，是与家人不辞而别的。直到28年后，他与父亲才有了相见的机会。
在美国，成舍我与分离多年的儿子相见时，并没有责备他当年的不辞而别，只是希望他能留在美国，再去台湾继承上亿美元家产。成思危向父亲表示：改革开放之初，祖国大陆百废待举，更需要懂得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建设者。
深明大义的老人说：“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选择，是你自己决定的；第二次，还是由你自己决定吧！”
记 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您在美国见到父亲，应该算是您离开香港后第一次见到父亲。
成思危：对。1979年我到美国去考察，同时也和中国化工学会代表团其他成员第一次参加美国化工学会年会。我父亲知道后，就从台湾赶到美国和我见面，这是我们分别28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
记 者：这次见面，父亲还像以前一样严厉吗？
成思危：我很少看见父亲这样动感情的，我们见面时相互拥抱，父亲尽管没有流泪，但是我看到了他眼睛里的泪花。
记 者：您还记得父亲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成思危：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就可惜你妈妈已经不在了。
记 者：您跟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成思危：最后一次见面是1990年，他病重，我到台北去探病。他住院，我就住在他的外间陪着他，陪了他一个月。因为我觉得尽孝的机会太少了，所以尽管有护士，我还是在沙发睡，尽量多陪他。我走的那天早上，先回家收拾行李，父亲起床后没看见我，就急了，就要出院回家，结果他到家时，我已经离开家又回到医院了。父亲又匆匆忙忙赶回医院，当我看到他满头大汗回到医院时，我真是非常地感动，我流泪了，我趴在他胸前流泪了。我从来不流泪的，但我那次流泪了……
记 者：我们都知道您的姐妹们非常有建树，当年您在美国第一次见到父亲时，一定从他那里了解了她们的情况，您自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耽误了很多，有不如她们的想法吗？
成思危：我那时候倒不觉得我比她们差多少，因为我当时在化工部也是主管一个专业了，在化工界，至少在无机盐界也是相当有名气了，而且那时候已经是1979年，开始拨乱反正，所以我也会在很多学术会议上作报告，有机会参加美国化工学会年会等等，所以我也不觉得我在事业上比她们差多少，当然在收入上比她们差得很多，这是事实（笑）。
记 者：您的大姐成之凡定居法国，在音乐、绘画、服装设计等方面颇有造诣，曾三度参加法国总统竞选；二姐成幼殊，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女外交官，曾先后出使印度、丹麦及联合国；三妹成嘉玲，获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职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小妹成露茜，获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先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后又继承父业，任台湾《立报》发行人。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一个家庭的教育问题，您觉得是因为您父母的教育才使你们兄弟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吗？
成思危：我觉得家庭的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它有一种潜移默化作用。比如说我跟父亲，尽管并不是很亲近，但他那种奋斗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确实很让我敬佩。他在旧中国真是屡败屡战，在北平办《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新闻专科学校，事业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不愿意当汉奸，结果全部扔掉了。后来在上海办了《立报》、在南京办了《民生报》，那也是他事业全盛的时候，也全扔掉，跑到香港办《立报》。1952年他从香港到台湾，台湾当局不让他办报，他就办学校，没有什么资金，靠自己一点点努力积累起来。所以这种潜移默化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又比如我母亲，从她对人对事的态度上，我们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另外父亲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对孩子，他主张“三不”，即不管你的政治倾向，不管你的职业选择，不管你的婚姻对象。但你要想找他要钱，没门。你要做什么事，首先你自己解决，实在必要的话再帮你一下，否则的话，就得你自己解决。他确实对孩子很严厉，但是在严厉中也透出一种慈爱。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因为经费很紧张，我就住在洛杉矶一个老太太家里，房租只有140美元，很便宜了。但是老太太有洁癖，要我不要在房间做饭。那我就只能吃罐头，买各式各样的罐头来吃。我的一个表姐来美国看我，回去跟我父亲说，父亲就主动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听说你住的地方不大好，不能吃饭，不正常，你自己就在外面租房子吧，房租我给你出。我当时非常感动。所以父亲是外表非常严厉、实际内心很有感情的人。
1981年，在46岁的时候，成思危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选择。他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从一个化工科技干部转向管理学，成思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记 者：您一直在化工界工作，而且很有成就。可是您却在46岁的时候选择了到美国学管理学。
成思危：对，那是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