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访谈录
作者：佚名
记 者：实际上这种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在您现在所在的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恰好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在您现在的现实工作当中您怎么样来运用？
成思危：拿住房制度改革来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多年改来改去都不是那么顺利呢？实际它涉及五个方面的利益，即职工、开发商、单位、政府、银行。这五个方面的利益要处理好，要了解他的行为，才能真正得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这五个方面在房改过程里都有不同的期望，不同的想法，必须要处理好。比如说房改过程中间有一段，单位把房子卖给职工，当时政府财政部门就说，卖房的钱应该上缴国家财政，单位就不干了，所以后来又下了一个通知，说钱留给单位，作为发展住房的基金，这样它才能推进。再比如经济适用房只给开发商3％的利润，那开发商不干了，3％的利润赚什么，所以他必然没有积极性去盖，要盖的话他虚报预算，隐瞒利润。像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尽管我们提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商品房是三个层次，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应该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恰恰就是我们在政策上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和行为，结果有的政府也不愿意多盖经济适用房，开发商不愿意盖，老百姓买不着，买经济适用房排大队，拿个号还要四万块钱，这就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必须要考虑这么多复杂的因素，考虑人的行为，不能单算经济账，这就是复杂性科学。
记 者：由于它是复杂性系统，需要方方面面都来提供依据，可是要从每一个方面得来的数据，最重要就是要真实，可是这个真实本身就变成了非常复杂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成思危：是，我一直很赞成钱老的主张，就是国家应该有人管总体，要搞总体的设计，我也向中共中央提过几次建议，就是国家应该设立一个管总体的部门，这个总体的部门它没有行政权力，不要去管具体的项目，就是把数据搜集过来经过分析给国家提出一些建议，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建议。
当前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如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个部门之间发展重点的选择，到底现在是重化工业优先还是搞轻型结构，很多问题都是需要从总体上来考虑，甚至在一个部门内部，可能个人观点都不一样。现在我们的办法就是靠给领导写报告，请领导批示，实际这个办法是不够科学的，因为领导如果没有充分权衡各方面的话，可能你报告强调哪个问题，他批示就强调这个问题，那么度就很难把握。当然设立一个管总体的部门也比较困难，但是我现在还在推动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多年来，成思危为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同时，他的研究兴趣涉及的领域之广，也令人惊奇。
作为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领导，成思危也不断地实地调查，积极呼吁。
记 者：现在您在很多的领域都在积极地发表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同时也会有人提出一些疑问，说在这么多的领域您都有研究吗？在这么多的领域都可以去发表建议吗？我不知道您自己是出于一种关切的心情还是出于学者的考虑。
成思危：这里有两类情况，一类情况是我自己研究，我发表的意见我都有本书做基础，住房制度改革我专门有一本书，社会保障专门有一本书，股市也专门有一本书。我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多研究少开口”，你要讲话，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做基础。没有自己的研究做基础你就讲，从学术观点来说是不够严肃的。
另一种类型，民建作为一个参政党，该发表意见的时候必须要发表，但是这些意见并不是我个人的，是民建整体的力量。我们每年有三个调研项目，有三个副主席分别负责。我们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最后就是我作为代表向中共中央反映。我背后是两支队伍的支撑，一个是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后面的一支研究队伍，一支是十万民建会员的队伍支撑，我个人并不是什么都懂。
当然，民建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得来的东西我只是代表民建发表意见，并不表明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多深的研究，当然我多少也应该、也必须要知道我要讲的，但是这背后是这么强大的两支队伍在支撑着我。
记 者：其实作为领导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抛头露面，尤其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去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一点上好像您跟很多人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成思危：这可能是十年全国政协委员当下来的结果。当初我有两句话“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我觉得我们有意见该讲就讲，鼓励我们参政议政，那你为什么不讲呢？但是讲话第一就是要有根据，要深思熟虑，我主张是要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所以我就讲的可能是相对比较多一些，但是我自信我讲的东西是有根据的，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说看问题全面，我有的建议被中共中央采纳，有的可能就没有被采纳，那没关系，我不是说但求无愧我心嘛，我只要是说的是实话，无愧我心就可以讲。
记 者：说到这种自信心，那么您会怎么样来面对所谓的一些反对的声音，比如说在谈到股市的时候，您发表过很多论述，那么也有人包括在网上跟您讨论，而且很公开地长篇大论地反驳您，那您怎么看？
成思危：这个没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民主，一种进步。因为有时候我的观点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甚至开骂也有，这正是一种民主的表现。学术上的问题允许争论，而且也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把问题弄得更清楚。
说实话，不仅是股市，在虚拟经济、风险投资等好些问题上我提出的观点都会受到不同的指责，比如当年我不同意开创业板，只同意搞科技板块，当时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是我认为对的我就坚持。另外，不了解我的人或者说反对我的人，一种可能是出于他的观点和我不一样，一种可能是不了解，那没关系，不了解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了解。所以对反对我的意见，第一我是认真看，第二有些意见特别是过激的也就一笑置之，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这样的肚量我就说他不配当领导。
记 者：有好多人在问，说您为什么一下从学者就变成了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
成思危：这个就是我常说的，就是人的成功它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机遇，一个是个人的努力。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个人的努力是绝对在自己，所以厚积薄发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你在学术上一定要做大量的积累，只有这样，一旦有机会才能体现你的水平和能力。
记 者：讲到参政议政，您的这些话让我想到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说在中国其实古往今来都不缺乏思想者，但是往往缺乏有了这些思想之后真正去务实去行动去实践的人，您是不是对这点有很深的体会。
成思危：我确实有体会。我们民主党派不能只有唱工没有做工，就是光说不做，那不行，当然我们力量很有限，但是该做的事我们还是要做，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能够推动的事我们还是要做。比如说应急研究，比如说跟海关总署合作推动保税区的改革，就是你不能光说出来就算数了，对不对？
像股市的改革，我和证监会讨论过好几次，也曾经给中共中央领导写过我的意见；像风险投资，我们每年办一次风险投资论坛，成立了研究院，搞了风险投资杂志，出版风险投资年鉴，出版风险投资实务丛书，建立网站等等；比如说在发展教育方面，民建会员到现在一共捐赠的希望小学，将近四百所，我们只有十万会员，平均250个会员就捐赠一所希望小学，包括其他的扶贫，我们民建会员的企业吸收的下岗职工也是几十万人。我们就是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做，但是不能只说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