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访谈录
作者：佚名
成思危：是啊，是我自己决定选择学管理。当时我的一些好朋友劝我，说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现在在化工界已经小有名气，再去美国镀个金回来，将来前途无量，你学管理这玩意儿，资本主义那一套，学回来以后能用吗？
记 者：而且那时您已经人到中年，还选择了彻底转换学术领域，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样的勇气？
成思危：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真的是百废待兴，但那个时候中国的科技落后，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我觉得我确实经过深思熟虑，觉得中国要想富强一定要有好的管理。另外我自己也曾经考虑过，作为个人，如果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就应该选择效果最好的方式。所以我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而事实也证明我这条路是选对了。
但这条路也充满了艰辛。一般来说，学化工，对英语没什么太高要求，反正都是化学分子式，做实验。可是学管理，英语就必须很好，因为在课堂上要做演讲，要写文章，做案例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在美国学管理，就要对美国的社会有所了解，讲美国的那一套。说实话，我到美国的时候，我连什么是股票都不知道，没见过，所以资本市场课一开始听就稀里糊涂的。一堂课下来，参考阅读资料就五六十页，美国学生两小时就看完了，我抱着字典啃，一小时才能啃两三页。第三是计算机，当时在美国学管理也是必修的课，我在国内连摸都没摸过，所以经常为了调一个程序，通宵待在计算机房里，可能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你就得折腾大半天。第四，管理学的课跟化工不一样，特别数学、心理学这些课都是比较新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记 者：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成思危：但是我就觉得值，既然值就要去做，既然自己有这样一个信念，就要奔着这个去做。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竞争到一个奖学金，但这个奖学金只有一年，而念MBA得两年，所以当时我是一年三个学期再加上两个夏暑期，用五个学期念完了六个学期的课，也是非常艰苦的。我毕业的时候父亲来了，我把我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父亲看，三个A一个A＋，他也很高兴。父亲说没想到你50岁的人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将近三年在美国的学习，奠定了我下半生工作的基础。
在美国学习期间，成思危对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美国风险投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要作用。回国后，成思危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他牵头起草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成为1998年九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 “一号提案”，中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由于成思危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记 者：以外人的眼光看，很难理解您人生转换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您以前一直都是搞化工的，怎么忽然就变成一个管理学家了？这个转变太大了。
成思危：实际上就是我在美国学习管理之后，化工部对我也很重视，让我当了科技局的总工程师，后来一直当到副部长。因为我是学习管理的，所以一方面是在化工部我作了很多关于管理方面的报告，另一方面当时中南海业余大学要开管理课，听说我是从美国学管理回来的，就请我去上课。同时我还参与了软科学界的活动等等。所以尽管我在化工部工作，但实际上我的专业范围已经超越了化工。后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要成立管理科学部，就聘我当了管理科学部主任。
记 者：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非常有成绩，在管理科学部做了很多前人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开创了很多新的研究的领域。
成思危：当时因为我就这个脾气，做一个事就要把它做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敬业的精神，所以我当这个主任以后，对怎么样构建管理科学的学科结构，怎么样培养人才，怎么样提高研究的质量，另外怎么使管理科学跟国家的改革紧密结合等等，采取了一系列的做法。比如说我们把管理科学分做三个大的领域，即宏观政策与管理、企业管理、管理理论和基础，或者叫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把它的学科结构分清了。
为了公平和公正，我们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又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规定主审人要双审人，因为一个人做主审可能他的意见就会引导所有人的意见。我本人参加评审会时一般不发言，除了提问题，另外不参加投票，因为我想做到公正。我基本上都是本着“三公”的原则。每一次评审会，我尽管很忙，特别到全国人大以后，我都安排时间参加了，当然不是参加到底了，但是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原则上我都是参加的。
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项目的评估这些方面我们都建立了制度。我还倡议建立了应急研究，就是针对国家改革发展过程里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力量研究，一般一年之内结束，主要是为国家提出建议等等。
记 者：您刚才提到的这项应急研究，应该是您在这个位置做的很多研究工作中非常突出的一个，这期间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在这些项目当中您认为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
成思危：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做了28个项目，出了16本书，有些还在继续写。我觉得不管是社会保障、住房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股市货币市场、通货紧缩、自由贸易区，还有事业单位改革等等，从我听到各方面反应来看，大家总体上还是说不错的，因为第一它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第二它提出的建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从学术上得到的评价，最高的应该说是我们写的关于中国股市的《诊断与治疗》，这本书得到国家图书奖经济类的提名奖，这是很高的荣誉了。讲实现效果最高的最好的是保税区，中国有15个保税区，但在加入WTO以后，保税区确实面临着挑战，所以当时我组织了一批专家，研究从保税区怎么转换成自由贸易区，我们的研究建议就是要搞试点，首先搞港区结合连动的试点。这个建议被国家采纳，现在有8个试点正在开展。这本书可以说是所有保税区人特别是管理干部差不多人手一册，我到各地的时候，各地的领导都跟我说你这本书对我们保税区的改革推动很大。
记 者：刚才您提到的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其实是一种复杂性科学的研究，那么您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时候，怎么样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呢？
成思危：复杂性科学也是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时候推动的一件事情，我们首先在北大搞了一个复杂性科学的虚拟研究中心，设立了一个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基金。
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科学，它主要的特点应该说是学科的综合和交叉，是系统论和还原论的结合。我们原来习惯的研究是还原论，就是把这件事情分解成各个部分，各部分都研究透了似乎这个问题就研究透了，实际并不一定。在推动复杂性科学方面我还专门主持过香山科学会议，出了一本书《复杂性科学探索》，用复杂性科学来研究中国的改革方案。在我个人的学术方面，无论是研究企业改革，研究股市等等，都是用复杂性科学方法。
记 者：好像这种方式是钱学森先生很早就提出的。
成思危：对，是他提出复杂系统，复杂巨系统，当时他提出这个看法，应该说思想非常超前，但是没有机会去实践。在我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的时候，专门设立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用复杂性科学的办法来研究经济系统。
复杂性科学实际有三个层次，就是物理层次、生物层次和社会层次。所谓物理复杂性比如气象、地质等等这类复杂性问题，生物层次比如生物起源、生物进化、免疫、疾病等等，社会层就包括管理、经济、军事、政治等等。我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复杂性，做应急研究时我基本上都是用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另外把复杂性科学和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相结合，用于虚拟经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