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一）
作者：击 南 宗道一
因此他建议改成“恢复行使主权”，这样更科学。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开始小平同志讲话还是“主权的回归”或“主权的移交”，后来都改成“恢复行使主权”。
这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地点是北京台基厂头3号。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他们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结果，会谈地点终于被记者发现。中方由姚广任团长，成员包括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港澳办主任柯在铄、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西欧司参赞罗家骥。英方由柯利达任团长，参加谈判的还有香港政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穆。港督尤德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主要研究谈判策略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接触和磋商。每次谈判结束后，我和代表团成员还开个小会集体讨论一下。
节外生枝“三脚凳”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什么叫“三脚凳”呢?本来是两个主权国家谈判，但英国却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实际上是想“以华制华”。我们坚决反对，英国没有办法。
1984年3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一项由一名外籍议员提出的动议，要求英中有关香港问题的任何建议，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必须首先提交香港立法局辩论。而早些时候，英国的几名保守党议员在英国议会提出的议案宣称，英中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如事先没有获得港人采纳，则英议会将不予通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者是相互配合的。这是英国人再一次玩弄“三脚凳”。
1984年6月，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来北京访问。23日上午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小平同志说：“香港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这里只有‘两脚凳’，没有什么‘三脚凳’。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归，我们不会受任何方面的干扰。”“你们说对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个人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你们对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信任，那就只能让外国人来管理。”“你们说的，就是港人治港不可能，这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理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精神状态。”小平同志还让他们“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了解中华民族”。此后，“为民请命”的论调才有所收敛。
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当时由国家主席李先念当组长。我记得有一次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谈到香港问题，先念同志说英国人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因此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击。当时正好我们拍了一个电影，叫《火烧圆明园》。这是个巧合，并不是我们为了配合谈判，专门拍那个片子。但是既然拍了这个片子，外交部就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这时，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一时间物价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大幅贬值。本来他们是想拿这个压我们，港英当局的主要官员就曾经讲过，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在香港问题谈判方面的态度，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香港经济上要出现崩溃了，看你中国受得了受不了。同时，港英当局还鼓励香港的一些亲英人士和传媒，以香港“民意代表”的姿态，再次掀起“敦请”英国继续管治和反对中国收回香港的论调。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出现了个“黑色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张起来，撒切尔夫人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商量出一个办法，赶快让港元同美元挂钩，这才稳住局面。
幻想“主权换治杈”
在头三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宣传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他还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希望中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香港问题。中方对此当然进行了驳斥，明确指出：“香港问题的最基本的事实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至今仍为英国占领。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才有今天的谈判，如果无视这一基本事实，还谈得上什么‘实事求是’?”
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1983年8月15日，一个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来采访一位中国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向他透露，1997年我们打算收回香港。柯利达当时回国述职，8月18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柯杰儒带上参赞高德年来找我，提出抗议，说我们本来商定谈判的内容不对外公布，现在你们跟《朝日新闻》讲香港1997年要收回，英国政府对此表示惊讶和关切，要求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借这个机会当场驳斥了英方从谈判开始以来坚持的错误立场。首先，我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完全有理由和权利公开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没有什么泄密不泄密的问题，你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讲到会谈的进程和具体议程。当日本记者问到会谈的细节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表示：“谈判的情况我不能说，对不起。”事实上，英方倒是多次通过在它影响下的报刊泄露了会谈的内容，企图通过新闻媒介来影响谈判，并通过香港的一部分人制造舆论，支持英方观点。我接着说，你们想拿主权换治权，延续1997年后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还打算采用19世纪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说得客气一点，至少是缺乏起码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你们搞所谓的“民意”，实际是英国的“官意”，不是香港的“民意”，是你们制造出来的。打什么“民意牌”、“信心牌”、“经济牌”，一概是徒劳的。对方当时不吭声，我让他们把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伦敦方面。过了两天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开会，先念同志看到那个简报了，说我讲得很好，特别欣赏“不是民意，是官意”这句话。
因为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前三轮会谈公报内容都很简略。第一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二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去掉了形容词“建设性的”，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三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一句话，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香港媒体猜测双方一定谈得不顺利，所以才如此。
1983年9月10日，小平同志出面讲了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