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能参与三峡建设 我非常自豪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三峡工程的历史可以写一部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史书了
从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设想，到三峡工程上马的20世纪末期，近百年中，赞成和反对的双方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
潘家铮，从最早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到后来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支持的过程，而这个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当时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到美国、巴西考察水坝回来之后。
记 者：三峡工程在过去引起的争议非常之多，您自己曾经说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您其实是一个中间派或者是怀疑派。
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历史也可以写一部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史书了。
从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提出这个设想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差不多是30年，这个30年可以说是一种想像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又经过了40年，这个40年可以说是开始规划、勘探、设计和争论的阶段。在这个过程里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到具体实施的阶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个人的认识，在那个时候修建三峡工程确实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你说我是个反对派也可以，说我是个怀疑派也可以，但那个时候我是个很小的地位很低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没参与这个工程，只是脑子里有想法就是了。但到70年代，经过了葛洲坝的建设，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国的国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科技水平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以很高的速度发展了，我也开始感到三峡工程是可以建，应该建，需要建的了。
可以说这个转变大概是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
记 者：我注意到在1983年的时候，您跟钱正英到美国和巴西去考察一些水坝，回国以后，你们就向国务院提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建议。这次考察对于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触动吗？
潘家铮：以前，我们是闭关锁国，尽管我是工程技术人员，对国外情况的了解也是非常不够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机会出去考察，看到了外面的情况，看到了我们的差距，也感到中国要加快速度赶上去的迫切性。刚才我讲过了，经过20世纪70年代葛洲坝的实践，我发现中国人民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力量、意志、志气往往出乎许多人预料之外，他们在二三十年代修建的一些大坝，已经是很宏伟的工程了。所以我那次也感到，三峡工程不是什么梦，按照中国人民的志气、力量，根据外国的情况，尤其是现在的需要，这个工程是可以建的。另外一方面，我跟美国的一些工程师在交流的过程中，就看到我们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他们低多少，所以也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共同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来要修建的工程一个是三峡，一个是核电站，还有一个是小浪底。
绝大多数的问题是越辩论越清楚
1919年，孙中山在其著作《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要在三峡修建大坝的最初设想。
1944年，世界水坝工程权威萨凡奇对三峡进行了考察，随后写出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极力主张在三峡修建全世界最大的水坝，一时轰动全球。
1953年，毛泽东视察长江，听取林一山汇报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后来写下了“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
20世纪80年代初，三峡工程再度提上日程，关于此工程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也随即全面展开。
1986年，水利电力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412名专家全面展开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
就在这一年，潘家铮受命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专家组最后认定：不存在不可解决的技术、生态和投资上的问题；三峡工程应建、早建。
记 者：1986年您被任命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以后，在长达2年8个月的论证当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辩论。在这些辩论当中，反对的声音非常之多，但正是在辩论中，您最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赞成派。为什么？
潘家铮：对三峡工程，确实很多同志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以后，我认为只要大家总的利益是一致的，总的愿望都是好的，那么无论有多大的不同见解，都会摊在台上把它讲清楚的，最后总会有一个科学的结论。在那个辩论过程中，问题出了很多，我们当时分了14个专家组，进行14个方面的论证，辩论的问题确实很多，绝大多数的问题经过辩论以后，是越辩论越清楚。
记 者：哪些辩论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潘家铮：当时对三峡工程比较重大的几个问题，如泥沙问题，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将来上面的水库会有很多淤泥，一库泥，不好处理；移民的问题，因为三峡工程修建需要动迁100多万人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三峡工程修建究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建设能力问题，这么大的工程，中国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能不能建设这个工程；另外，像三峡这个地方，地理条件适合不适合建？建了以后会不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面效果？
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关注的。经过2年8个月的反复论证，在论证过程中，还补充做了很多的计算、分析、科学实验的工作，我认为对这些问题是看得比较透，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把握，现在是比较有把握了，因此我的立场也越来越坚定。
记 者：哪一次辩论是最激烈的？
潘家铮：每次辩论都是很激烈的。
三峡工程绝不是三门峡工程
在三峡工程的争论中，有一个名字常常出现：黄万里。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中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
在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黄万里坚决反对建坝，认为如果建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的关中平原，淤淹田地，造成城市灾害。争论7天后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建议：若上，也不要把6个排水洞堵死。但在施工中，6个排水洞恰恰被苏联专家全部堵死。后又于20世纪70年代，以每个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
记 者：大家都知道，我国非常有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曾经对三峡工程泥沙淤积的问题有一个论断，他预测10年以后，重庆港就会被泥沙堵塞，他的观点来自于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批判。在当时的论证当中，你们是否有过面对面的冲突？
潘家铮：黄万里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教授，老前辈，老专家，对他的为人，对于他坚持真理，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库而遭遇的灾难，我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跟他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只是间接地知道他的一些意见。我认为他当初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是非常正确的，对他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批判在他心理上留下了伤痕，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要修建这个三峡水库，他又同样地怀疑，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毕竟三峡水库、三峡工程跟三门峡工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程，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当面交换意见。
记 者：应该说，三峡工程从辩论一直到实施，反对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潘家铮：是这样的，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停止。三峡工程竣工以后也不会停止，三峡工程竣工以后若干年之内也不会停止。
记 者：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在一片反对声中从事这样一项事业，会有什么样的体会？
潘家铮：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儿，总是有得有失的，你是要做一件事，特别是建设一项工程，有百利而无一弊，恐怕是很难的，但如果有百利而无一弊才去修建这个工程，那么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因此，一个工程应该不应该修建，应该看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应该看这个工程的利是什么性质的利，它的弊又是什么性质的弊，这个弊是不是可以避免，可以减缓，可以补偿，如果可以，那这个工程就应该修建。根据我的理解，三峡工程的利是非常非常的大，远远大于它的弊，而它的弊呢，是完全可以通过采取措施得到缓解，得到减免，得到补偿的，我对这个工程的看法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