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发表

作者:黄 华

的反美情绪,虽有1970年10月1日毛主席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出现,大家也知晓毛主席同斯诺12月18日的谈话内容,又有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但一般人都把这些看作是改善中美关系漫长道路的开始,耐心地等待变化。但是尼克松访华公告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下子拉得很近,许多同志对此思想准备不足,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兄弟国家更是这样。于是,周总理紧急安排在公告发表前做国内外同志的工作。
  7月12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2000多名中高级于部大会,用了3个多小时讲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我国对外政策。周总理又于13日至15日飞河内、平壤,向越南和朝鲜党的领导人通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美会谈的情况。周总理在返回北京后又立即向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作了同样通报。这样,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崇高威信,周总理不遗余力的说理和通报工作,使我国干部和友好邻邦的领导理解和支持中国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 被称为尼克松“效库”(英文"Shock"一词的日本译音)的公告在世界各地激起强烈反应,同美国关系紧密的日本政府也仅是提前一小时才被通知此事。日本朝野生怕被再度甩在一边,便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恢复邦交之事。这个公告对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态度也有重要影响。
  基辛格离华后,我作为中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于7月23日抵渥太华履新。三个月以后的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这时基辛格刚结束他10月20日至26日(北京时间)的第二次访华,正在去机场回美国的路上。他还不知道联大这个决议的消息,不知道三个月前他对周总理说的主张在联合国大会保留蒋介石集团会员国地位的计划已彻底破产。毛主席亲自点将,组成以乔冠华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我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辞行时,他十分友好地表示理解并为我祝福。11月9日,我结束在加拿大的使命,飞往巴黎与中国代表团会合,然后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同志完成任务回国后,我作为中国驻联合国和安理会的首任常驻代表,留在纽约工作。
  
  尼克松访华和我与基辛格在纽约的秘密联络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我在纽约,从电视中看到了全部盛大的场面。
  尼克松抵京后三小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和基辛格,从哲学问题讲起,谈笑风生,寓意深刻地讲了许多,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最近两年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说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尼克松总统的来访,使中美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创举。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尼克松总统的讲话富有哲理,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此后几天,周总理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乔冠华和基辛格继续商谈访问结束时要发表的联合公报。2月26日。周总理陪尼克松一行去杭州,27日到上海。在上海,双方就联合公报最后达成协议,28日正式发表,称为《上海公报》。在《上海公报》中,美国表明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和平共处。《上海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2月28日,尼克松满意地离华返美,周总理也从上海飞回北京。毛主席指示,安排5000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周总理从机场直驱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上海公报》在世界发生的影响的确很大。3月中旬,1954年中英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的外交关系也升为大使级,中国同希腊建交。随之而来的是,当年9月下旬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和中日建交,接着是中国同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建交。这一年,中国同18个国家建交或提升外交关系级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但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障碍要克服。由于我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并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当中美双方讨论互设联络处时,基辛格仍要求继续保持纽约渠道,中方的答复是:机密的、紧急的、不便用联络处的事,还是用纽约渠道。于是,1972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我们于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秘会。我和基辛格会面时,我方出席的有过家鼎和施燕华两位外交官,美方出席的有温斯顿·洛德。每次美方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底层的车库接我们去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在寒暄中,基辛格谈笑风生,并高兴地享用茶点。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中美关系互通信息,我还曾因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在越南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美国国务院对我们的会晤一无所知。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一概不过问。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来往。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安排了美方官员的几次访华,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科技和文化往来,使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是我在纽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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